接下来从新中国成立到七十年代末将近三十年的时间里，由于中国大陆对于文学社会功能的强调和整个社会以歌颂为主的文学基调，现代主义文学被看成是西方资产阶级腐朽颓废的文艺，受到了一致的批判。这种政治高压下的批判在某些方面却起到了宣传和传播现代主义的作用，而这一时期的现代主义文学则像地火一样在地下运行，“文革”时期的地下创作就是一个典型的例证。

    八十年代，中国国门又一次打开，西方的各种思潮流派及哲学文学思想又一次潮水般涌了进来。对于中国新时期及其后文学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的是西方20世纪现代主义文学和后现代主义文学。尼采、弗洛伊德、卡夫卡、萨特等人都是对新时期文学影响极大的思想家、哲学家。伍尔夫、普鲁斯特、乔伊斯、贝克特等作家对新时期文学的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他们对于人类新的意识领域的挖掘、对于人的异化的揭示、是对于“人”的又一次新的发现，这与新时期伊始就寻找“人”的观念不谋而合，中国八十年代的文学借鉴学习了西方现代主义文学，在外来的文化对照下对“人”的问题进行了又一次思考。

    确切地说，从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末的十年里，现代主义文学思潮在中国的传播及接受经历了一个由浅入深的过程。

    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中国又一次和世界开始文化交流，西方现代哲学、现代心理学、现代文论和现代派文学作品开始进入中国。由于在八十年代之前受到社会政治等的因素影响，我国对于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译介和传播并不普及，国内对于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了解也比较缺乏，新时期对于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译介首先是把它作为一种知识来普及的。根据目前所掌握的材料来看，朱虹发表于1978年的《荒诞派戏剧简介》(3)和《荒诞派戏剧述评》(4)是新时期以来较早对西方现代派文学的两篇译介文章。1978年夏秋之交，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西方现代文学的人员举行了一次座谈会，研究重新评价现代派文学的问题。他们在会议上的意见是一致的，认为应该用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来评价西方现代派文学，这虽然是一次小型的座谈会，但它在当时的作用是很重要的。1978年底，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在广州召开了全国外国文学研究工作规划会议，尽管会议上有人强调对于现代资产阶级的反动文学和修正主义文学，要进行批判和研究，要让它们成为反面教材，(5)但柳鸣九却在会议中提出了不同观点，他认为西方现当代文学中的确存在反动颓废的内容，但其中不乏有价值的东西。并且举例，现代派的几个最重要的人物卡夫卡、萨特等人就继承了资产阶级民主主义、人道主义的传统，具有一定的进步性，在艺术上有许多可取之处。不能把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看成是唯一的文艺创作方法。意识流、象征主义、表现主义等现代派的创作方法也有一些可取的因素。(6)今天看来，柳鸣九的这些观点已经不足为奇，但在七十年代末的中国，这样的观点是很前沿的，需要很大勇气，在当时有开一代新风气的意义。此后，一些杂志开始有意识地刊发研究西方现代派文学的论文，比如《文艺研究》、《世界文学》、《外国文艺》、《译林》、《文艺理论研究》、《外国文学研究》、《当代外国文学》等。新时期之初最早的这些文章往往是以知识普及和介绍为主要目的，虽然其后的一些文章开始对现代主义文学的性质进行探讨，但仅仅是局限在外国文学研究领域，加之当时“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占据着中国文学的主要地位，所以西方现代主义文学在新时期之初的影响范围不是很广，但是它为国人揭开了现代主义的面纱，让国人看到了一个新的文学空间。这些文章的作者一般是专门从事外国文学研究的人员，而他们也正是在这一时期脱颖而出的：袁可嘉、柳鸣九、朱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