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投入改革的洪流中，与各种反对势力、落后思想和不良习惯坚决斗争。年轻的县委书记李向南(《新星》)自愿放弃优越的工作环境，到偏僻落后的古陵县工作，他一系列的改革措施招致了以副书记顾荣为代表的反对派的重重阻挠，从而陷入矛盾纠葛与困境之中难以自拔。《祸起萧墙》中的傅连山为使省局的电力体制改革方案得以贯彻实施，触犯了地方保护主义者的局部利益，他因此遭到冷嘲热讽和人身攻击。但是这些改革者不论遇到什么艰难险阻，都会在上级领导的关怀下或者在党的政策关照下排除一切困难，取得改革的阶段性胜利，他们身上带有鲜明的英雄主义色彩和革命浪漫主义精神，他们在精神上是与十七年文学中的英雄崇拜相通或延续的。尽管有些小说写到了改革的艰难和阻力，但改革必胜的结局却几乎成为千篇一律的叙事模式。这些表现城市或工业改革进程的小说涉及的领域极其广泛，上至国家要害行政部门、国有大中型企业，下至街道小厂、普通人的生存状态和内心世界，体现出作家对社会、时代的广泛现实的思索与关注。

    与时代一致的是，农民的生活和精神在改革中也发生了很大变化，这在许多农村题材的作品中都有所表现。贾平凹《鸡窝洼人家》中的禾禾和烟峰在中国农村经济转型时期，依靠政策扶持，从单一生产结构转变成多项经营，走上致富道路的典型。路遥《人生》中的高加林在改革开放过程中看到改变命运的希望，他对现代文明的城市生活充满向往，因此他紧紧把握融入城市的每一次机遇，虽然他的奋斗以失败而告终，但时代毕竟给他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同时，改革开放带来的富裕生活也为底层农民赢得了“人”的尊严。高晓声《陈奂生上城》中的陈奂生由于贫困被人瞧不起，在群体中处于被排斥状态，没人愿意与他进行交流。改革开放使他有机会进城卖油绳，在此过程中他获得许多城里的新信息，加上与权力象征者吴书记的偶遇使他成为村人眼中的能人，完成了他对尊严的寻找。同样的情况发生在何士光小说《乡场上》中冯么爸的身上。从高加林到陈奂生再到冯么爸，我们可以看出改革开放不仅改变了农村的经济体制，而且促使农民主体意识和自我意识的觉醒，使其意识到自身存在的价值和意义，传统农民也迈入了进取者的行列。改革开放改变了安于现状、满足现状的传统意识，进取者凭借自身的能力和才华在时代舞台上奋力拼搏。同时，开放的社会环境使普通农民能够走向自由发展的广阔天地，成为自身命运的主宰者。虽然进取者缺乏改革者才具有的献身精神，也没有英雄气概和远大的理想，他们行动首先想到的是自身利益，而不是改变祖国贫弱的面貌，但正因为有无数平凡而伟大的进取者，依靠他们踏实的作风和辛勤的劳动，改革开放才能够加快前进的步伐。改革文学受到主流文化和读者的热烈欢迎就是因为它的“当下性”，因为人不能永远停留在对“过去”痛苦的回忆和反思之中，人类“健忘”的劣根性，追求“当下”快乐原则的自然本性使人们更加注重当下的生存境遇的改善，而1980年代的经济中心的转移，“四个现代化”的提出，“改革开放”的逐步推进都为国人描绘了一幅美好的生活图景，一味揪住“过去”显然不符合主流文化和经济发展的要求，也有悖于人性的自然发展，加之改革开放初期出现的新旧体制转换过程中必然出现的社会矛盾也亟待解决，改革文学应运而生，成为新时期以来“功利话语与审美话语结合得较为完美”的小说思潮。

    改革文学终结了“对伤痕的反思”，短短几年之后，改革文学作家就忘记了过去的伤痛，转而开始了对于国家“政策”的强烈认同和热情歌咏，最具代表性的作家是高晓声和蒋子龙。《陈奂生上城》中的陈奂生在农村改革春风的召唤下，迅速“忘记”了文革的伤痛，精神抖擞地进城去交易，在经过一系列的奇遇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