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10月12日，《文汇报》发表长篇通讯《于无声处听惊雷》，引起了胡乔木的注意。《于无声处听惊雷》记述了上海工人创作的话剧《于无声处》在上海轰动的情景。这一话剧，是生病在家休息的上海热处理厂青年工人宗福先花了二十多天在1978年5月完成的。《于无声处》在舞台上为天安门事件平反。9月23日，《于无声处》在上海工人文化宫的小剧场上演，观众反响极其强烈。剧场的容量毕竟有限，《文汇报》破天荒地连续三天用了四个版面发表《于无声处》剧本，以使广大读者可以从报纸上读到《于无声处》。

    胡乔木以高度的政治敏感，读了话剧《于无声处》剧本，给予肯定。尽管他此时的职务只是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却专程飞往上海，去看话剧《于无声处》。看完演出，他上台接见剧组全体人员，称赞这个话剧“写得不错”。

    由于胡乔木的大力推荐，11月14日，话剧《于无声处》剧组前往北京演出。

    胡乔木如此看重话剧《于无声处》，为的是大做政治文章，因为1976年的“天安门事件”是当时与“两个凡是派”斗争的焦点之一。

    把1976年清明节的“天安门事件”定为“反革命事件”，是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作出的。华国锋坚持“两个凡是”，坚决反对为1976年清明节的“天安门事件”平反。

    在粉碎“四人帮”之后，要为1976年“天安门事件”平反的呼声日高一日。

    在粉碎“四人帮”的第二十天——1976年10月26日，华国锋在对中共中央宣传部门负责人谈话中，就明确指示“天安门事件要避开不说”。华国锋所谓的“避开不说”，就是不准平反。

    在1977年3月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陈云明确提出要为1976年的“天安门事件”平反。可是，华国锋坚持“两个凡是”，坚持“天安门事件”是毛泽东亲自定为“反革命事件”，不能平反。

    邓小平的复出，本来就是意味着对“天安门事件”是“反革命事件”的否定。然而，华国锋却硬要解释为“天安门事件”仍是“反革命事件”，邓小平的复出只是由于事实表明邓小平与“天安门事件”无关，不是“天安门事件”的“总后台”。

    然而，要求为“天安门事件”平反的呼声越来越强烈。

    1978年11月12日，陈云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又一次提及了最敏感的话题——天安门事件，认为应该予以平反。陈云在讲话中，还提到了话剧《于无声处》：

    关于天安门事件。现在北京市又有人提出来了，而且又出了话剧《于无声处》，广播电台也广播了天安门的革命诗词。这是北京几百万人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不同意批邓小平同志的一次伟大的群众运动，而且在全国许多大城市也有同样的运动。中央应该肯定这次运动。

    这一回，陈云一呼百应，在会上形成一股强大的声势。中共中央副主席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都坚决支持陈云的发言。

    这股强大的力量，向着华国锋筑起的“不许平反”的堤坝发起了总冲击。

    说实在的，华国锋坚持“天安门事件”不能平反，他打的是“两个凡是”的挡箭牌——“天安门事件”是“反革命事件”，这是“伟大领袖毛主席定的”；实际上，“天安门事件”与华国锋本人休戚相关。

    在“天安门事件”的紧急关头，华国锋在1976年4月4日晚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曾说：

    “一批坏人跳出来了，写的东西有的直接攻击主席，很多攻击中央……很恶毒。”

    正是由于1976年的“天安门事件”被定为“反革命事件”，邓小平被撤消一切职务；

    也正是由于1976年的“天安门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