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本书一旦出版，便获得了自己的生命，读者或褒或贬，均不在作者的掌控之中，但我也认为自己写作此书的意愿，即用中国话语来论述中国和世界，只会随着中国的崛起，而越来越具有生命力，因为它或多或少地反映了一个大势：西方话语已经难以解释今日之中国，也无法应对各种全球问题的严峻挑战。西方主导的这个世界矛盾重重，危机四伏，西方的智慧已不那么够用，世界需要中国的智慧。

    用比较随意的文字和平铺直叙的风格来探讨与中国崛起有关的核心问题，对我也是一种尝试，因为我一直认为这类问题的研究和讨论应该超出象牙塔，超出刻板的说教，超出偏颇的西方话语，成为普通民众都可以理解、都可以参与的事情，毕竟这些问题涉及中国未来发展的方向，最终也关系到每个中国人的生活和利益。

    本书初稿的一些章节曾先后在《学习时报》和《环球时报》上发表，引起了一定的反响，使我受到了鼓舞。《环球时报》网站还替我开设了专栏，使我的文章能够与更多的读者见面。我谨借此机会向《学习时报》的周为民总编和兰文飞编辑以及《环球时报》的王文编辑致以最诚挚的谢意。同时，我也真诚感谢所有关心我的读者，希望继续得到你们的帮助和指教。

    写作期间，有机会在复旦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上海社会科学院、浦东干部学院等地作了演讲，使自己书中的一些观点得到进一步的提炼。成书过程中，又得到了许多学者和朋友的热情鼓励和帮助，特别是李君如、姜义华、萧功秦、刘吉、萧思健、沈丁立、陈志敏、殷存毅、黄仁伟、周建明、许世铨、李家泉、王群、齐书深、沈大伟、陆小潮、林令山、安建国、赵军湘等，这里谨向他们一并诚恳致谢。

    我还要深深感谢我九十高寿的父亲张子嘉，他一直是我开放的主要经验，邓小平回答：

    “解放思想、独立思考，从自己的实际出发来制定政策。”他还补充说：“不但经济问题如此，政治问题也如此。”总统接着又询问邓小平应该如何与西方打交道，邓的回答是四个字：“趋利避害。”在本书完稿之时，在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之际，谨以邓公的箴言与读者共勉、与国人共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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