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6月我陪一位副总理访问加纳，拜会了当时的加纳国家元首罗林斯先生。他的总统府设在当年欧洲人运送奴隶的石堡里，紧挨着大西洋，用他的话说，“我在这里办公，为的是永不忘记这段屈辱的历史”。在一个布置得非常简朴的会客室里，这位喜欢谈哲理的非洲领袖谈起了非洲问题，他说：“我们的人民缺少一种理性精神，好像这种精神已经被殖民主义阉割了，所以很多事情就很难做。”我自己走访非洲也时常有这种感受。非洲的政界和知识界大致是两种观点占主流，一种是激进的非洲民族主义，把非洲的一切问题都归咎于殖民主义和全球化。不久前我再次去加纳访问，专门去参观了加纳开国元勋恩克鲁玛的纪念馆。纪念馆的小卖部里卖得最贵的一本书，是加纳学者的专著，谈的是结合加纳实际，学习朝鲜的“主体”思想，与全球化彻底脱钩。还有一种观点就是激进的全盘西化，主张跟着“华盛顿共识”走，采取的政策也是先削减政府开支，再一人一票民主化，结果是艾滋病严重失控，经济凋敝，最近又有了粮食危机。随着世界粮价飞涨，这些领导人突然发现自己完全忽视了农业，老百姓饭都吃不饱了，又要开始闹革命了。为什么忽视农业？用联合国贸发会议秘书长素帕猜·巴尼巴滴（SupachaiPanitchpakdi）的话来说，造成当前粮食危机的原因之一就是“数十亿美金花在政治治理上，而只有数百万美金花在农业上”。非洲这种情况，用中国话说就是要么极左，要么极右，而真正独立的、理性的、实事求是的声音很难成为主流。

    回过头来看，中国在整个“文革”期间，非理性的极左思潮占了主流。1976年文革之后到1989年，在中国知识界，非理性的右倾思潮似乎又很有影响。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苏联和南斯拉夫的解体，中国坚持改革开放、走自己的路，稳健改革的理性声音，才逐步成为主流。西方苦心积虑地鼓动西藏独立、新疆独立、台湾独立，又使更多的中国人坚信只有走自己的路，中国才有希望。这实在是坏事变成了好事。但我们今天还会听到不少非理性的声音，有的人想用过去极左的方法来解决今天的问题，有的人则觉得只有西方的政治制度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

    西方国家已经进入了后现代，知识分子的主流话语是“解构”一切，我们一些知识分子喜欢步西方的后尘，学着“解构”中国的一切。但他们恰恰忘记了，西方社会通过几百年的发展，其经济基础、法律和政治制度已经非常成熟（确切地说是过分成熟），其人均收入高于发展中国家数十倍，其人均占用的资源也比发展中国家高数十倍，所以即使西方社会上有很多不满，其体制自我调节的能力，明显大于发展中国家，再乱也很少出现伤筋动骨的大乱。按照2008年初的一个民调，意大利人是欧洲人中最闷闷不乐的，只有4％的人对现状满意，整个社会笼罩着悲观气氛，但因为有过去积累的经济实力和体制因素的支撑，意大利社会没有出现剧烈动荡。

    西方的知识分子经常说，我的任务就是批判，就是“解构”。对于那种政治制度非常成熟，工具理性已经太多，繁琐的法律和规章制度已经束缚了人和社会进一步发展的情况，确实需要松绑，需要批判，需要“解构”，需要福柯。相比之下，我觉得中国知识分子光进行批判是不够的，中国需要的不仅是批判和“解构”，还需要肯定和建构，包括法律和体制的建构，我们应该脚踏实地地研究中国的问题，在批判丑恶现象的同时思考建设性的办法。对中国来说，建构和解构至少一样重要，甚至更为重要。

    我们文化中还有某种泛道德化、走极端的倾向。这不是我们文化的主流，但也不能忽视这种支流可能对我们事业带来的负面影响。实际上，我们充满魅力的汉语中有许多对仗的句式，琅琅上口，富有音乐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