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和地方的财政收入就是综合国力的重要体现。中国比较充裕的财力使我们能够比较从容地处理各种棘手的社会和经济问题。

    我们的基础设施建设过去10年突飞猛进，就和国家财力有关，整个世界都为之惊叹。我们的高速公路，10年前在世界上前30名都排不进去，但现在中国高速公路的总里程数已居世界第二。我们的高铁从无到有，迅猛发展，其规模和速度已稳居世界第一。这一切都极大地推动了中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

    在中国，随着经济和社会结构变化，人们心理的变化，是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另外一个重要特征。中国近代史上的变革往往局限在社会的精英阶层，大众心理则变化不大。但现在不一样，普通老百姓的每一个细胞都调动起来了，要发展，要挣钱，要自我实现，整个社会充满了活力，充满了机会。当然，当一个社会处在这种快速变革的时候，也会凸显各种不安和矛盾，很像一个处在青春期的少年，生机勃勃，充满希望的同时，又带有青春期的风险。但是从历史发展的长期合理性角度来看，恐怕是任何一个社会走向现代化的必经阶段。

    我自己出去访问，很注意观察街上无所事事的人是多还是少，并以此作为判断一个国家发展的潜力和势头的重要指标。你去约翰内斯堡、去开罗、去阿尔及尔、去金边，可以看到游手好闲的人很多，说明这些国家失业问题严重。去孟买这个被称为“印度的上海”的大城市，你会感到无所事事的人比上海要多好几倍。仅此一点，你就可以得出结论：孟买要赶上上海，谈何容易。

    我20多年前第一次访问瑞士，感觉到瑞士生活的快节奏，匆匆上班的人群和他们急促的脚步声给我留下深刻印象。当时国内还比较优哉游哉。现在相反了，中国现在可以说是世界上最忙碌的国家，特别在沿海城市，生活节奏比世界任何其他地方都快。当然物极必反，国内现在也开始讨论放慢生活节奏的问题。这是一个现代化和后现代化的关系问题，中国人最终也一定会在两者之间找到一个合理的平衡。但是从一个社会实现现代化的进程来看，生活节奏加快，恐怕是现代化进程的一个必经阶段。

    这一点也反映在中国手机的迅速普及上。我感觉没有一个国家使用手机的人比中国多。当然这不一定是好事。欧洲很多人说，手机是一种新的公害，也不是没有道理。但从一个历史发展的大角度来看，这个事实反映了中国人的横向联系前所未有地增加。法国社会学创始人之一杜尔凯姆认为现代社会和传统社会最大差别就是，传统社会是纵向联系为主，现代社会是横向联系为主，因为社会分工日益细化、社会生活日益丰富，一个社会就这样由传统的纵向的“机械凝聚”转为现代的横向的“有机凝聚”。一旦“有机凝聚”基本形成，现代化进程便势不可挡。

    这种横向联系也把中国和世界日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今天的中国经济已和世界经济融为一体，中国离不开这个世界，世界也离不开中国。回想起来，当人们还普遍认为中国的开放只是对发达国家开放的时候，邓小平就反复强调：中国的开放是对全世界的，既对发达国家开放，也对发展中国家开放，这是极富战略眼光的大思路，为中国和整个世界都创造了大量的发展机会，我2006年夏天去贫穷的科索沃访问，在一个人口只有200来人的小镇，看到两三个商人满头大汗地从卡车上卸下中国生产的鞋子和百货产品。科索沃国家电视台的负责人对我说：没有中国产品，我们无法想像科索沃人今天将怎样生活。

    英国一位学者曾这样对我概括中国因素给世界带来的变化：凡是中国能大量生产的，你就要尽快回避，否则是自掘坟墓。凡是中国不能大量生产的，你就要拼命生产，那才无往不胜。这种颇为夸张的说法倒是勾画出了中国崛起给世界经济带来的大量机会和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