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人，饿得只能吃野菜。后来子路蒸了一只小猪给他，他不问肉的来路就吃了。子路又剥下别人的衣服去换酒，他也不问酒的来源就喝了。等到鲁哀公迎他回国，席子摆得不对他不坐（席不端弗坐），肉类割得不正他不吃（割不正弗食）。子路问他为什么与“穷于陈、蔡之间”时判若两人。孔丘说：来，我告诉你！那时你我是为了求生（苟生），此刻你我是为了求义（苟义）。于是《非儒》说：肚子饿，就不惜妄取；吃饱了，就装模作样。天底下，还有比这更奸诈虚伪的吗（污邪诈伪，孰大于此）？

    兹事体大！这事如果属实，则孔子虚伪；不实，则墨子造谣。可惜此事的真实与否，现在是无法查证了，只能猜测。我的看法是：人上一百，形形色色。孔子和墨子的门徒、追随者那么多，其中有没有人虚伪，有没有人造谣？可能有。但孔子本人并不虚伪，墨子本人应该也不会造谣。那么，这故事从哪里来的？也有两种可能，一是误听讹传，二是别人所讲。学术界原本就有一种观点，认为《非儒》不是墨子本人的作品（比如胡适先生就认为此篇可疑）。包括前面提的《耕柱》、《公孟》诸篇，都可能是墨子后学所为。苟如此，墨子当然可以不负责任。

    实际上《非儒》一文中不实之处甚多，有的简直就是信口开河。比如说孔子身为鲁国大司寇，不帮助国君，却帮助季氏（舍公家而奉季孙）；说鲁国的窃权者阳货、晋国的叛乱者佛肸是孔子的学生等等，就明摆着不是事实。然而《非儒》篇不但言之凿凿，还一口咬定是孔子带坏了他们，道是“徒属弟子，皆效孔丘”，还说“孔丘所行，心术所至也”。说白了，这是愣往孔子头上扣屎盆子，绕着弯地骂孔子“心术不正”，近乎人身攻击。这就让后世许多人不以为然。文中的“孔丘”二字，也被清代学者毕沅换成了“孔某”。因此，我们会看到《墨子》的不同版本。引文中写“孔丘”，写“孔某”，也都对，不是硬伤。

    不过我认为，即便《非儒》、《耕柱》、《公孟》诸篇是墨子后学所为，代表的也是墨家观点。何况按照学术界的主流意见，《非儒》篇“足以代表墨子思想”（孙叔平《中国哲学家论点汇编·先秦编》）。这就说明，墨家对孔子和儒家的攻击，已经到了处心积虑甚至不择手段的地步。于是我们就要问：墨子和墨家为什么要不遗余力地批判儒家？

    这就要弄清楚墨子与孔子有什么不同。

    首先是时代不同。墨子名翟，字不详，尊称墨子。他的生平也不清楚，据清末经学家孙诒让《墨子间诂》考证，大约生于公元前468年，卒于公元前376年。也就是说，墨子比孔子小八十多岁。孔子去世后，墨子才出生。我们知道，《春秋》经文的最后一句，就是“夏四月己丑，孔丘卒”，事在鲁哀公十六年，也就是公元前479年。战国时代，则开始于公元前403年，也就是墨子六十五岁那年。孔子去世，春秋时代就结束了。墨子在世，战国时代也开始了。所以张荫麟先生说，孔子给春秋时代以光彩的结束，墨子给战国时代以光彩的开端（《中国史纲》，下引均见此书，不再注明）。

    春秋与战国有什么相同，有什么不同？相同的是天下无道，没有正义和公平；不同的是，战国时代社会更动荡，政治更黑暗，战争更频繁，人民更痛苦。换句话说，春秋时期，是客客气气、羞羞答答、遮遮掩掩地坏；战国时期，就改成肆无忌惮，明火执仗，杀人不眨眼睛，吃人不吐骨头了。这一点，我们以后还会说到（请参看本书第六章第四节）。因此，生活在春秋战国之交的墨子，感受要比孔子更强烈，态度也就更愤激。孔子虽然也对现实不满，但他更多的还是委婉的批评和积极的建议，希望统治者有所改良。墨子的批判性和战斗性则更强，他几乎毫不掩饰地表明自己的态度。看看《墨子》一书的某些篇名就知道：非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