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二年十一月十九日）

    首先我们要了解不是渭北及全陕的革命形势于我们不利，相反的革命危机的增长，群众各种斗争广泛的爆发，正是给我们的党一个警觉，需要党用布尔什维克的正确路线及工作精神去领导，来开展陕西的游击运动，创造陕西新苏区。但是，陕西的党在执行开展渭北的游击运动和创造渭北新苏区的任务中，把敌人对于革命的压迫围剿，渭北的赤色区域完全忽视了，没有把这一任务很注意的提到陕西全党的面前。

    渭北的特委也在这样的精神之下，忽视了这一任务，同时又执行了右倾和左倾的路线，使得渭北革命运动受了严重的打击。特委第一是对于创造苏区的不了解，认为敌人进攻三原赤色区域是十分危险的事，所以便没有有计划的应付和冲破敌人围剿的具体工作计划和布置，没有把这一严重形势，积极地提到渭北全党以及工农劳苦群众面前。

    特委第二个［不］了解，认为在三原武字区彻底的解决了土地问题，便是冲破了敌人的围剿，所以便形成了保守观念，并没有注意到再正确的解决了武字区的土地问题，敌人还是要从劳苦群众手里夺的，不了解我们要保持武字区的土地革命的胜利只有更积极的去领导广大群众斗争，开展游击运动之下才能完成。因此特委便［把］耀县群众的分粮领导忽视了，富平的交农运动放弃了，几个城市工作都［很］［不］积极去建立，甚至于三原武字区周围的工作都放松了。

    特委第三个对于游击运动的不了解，把游击运动不能广泛的开展，反而将游击队缩小到武字区内地来保护武字区。

    在这几个不了解的当中，我再来报告特委在执行开展渭北游击运动创造渭北新苏区下面做了些什么工作。

    特委在一个多月的当中，没有到外县去过，都是集中到武字区的，所以武字区不管党的问题，群众的问题，特委都是全体而且亲自出马的，即就一枝枪或者［一］粒子弹都要去管的，群众开会特委也是去讲演的，完全放弃了特委在政治上的集中领导，完全取消了三原县委的作用。特委对这一问题也讨论过，但是只是讨论而已。在这里我同汪烈。

    自渭北扩大会过后，特委没有召集过全体执行委员会，只是开了几次常委会。蒲城没去过，富平没去过，耀州也没去过，所以对其他各地的工作我完全不了解。我记得蒲城来过一次人，富平祝三同志等十月革命纪念后再去。在一月当中特委对各地的工作完全是不清楚，最不好［的是］对耀县一个消息也没有。

    我参加特委常委只开了一次常委会，后来汪烈同志自西安来参加了常委，我便担任一个执委，特委书记是杰夫，组织是口口，军事是汪烈，宣传我还是不知道。

    特委在这时期的工作中，没有很好的分工，所以各科的工作都没建立起来，每天最忙的是常委几个同志，其他派来的人，大部分都没有一定的工作，都是很闲的。

    一月来特委积极领导三原的工作，三原的党确实有了转变，党员发展了一倍以上，把许多富农路线的执行者从党内洗刷了出去，各支大部分都改组了，都能在分配土地的当中积极的起领导作用。

    特委对于政权问题，在常委会上决定改组以前成立的革命委员会，召集村代表会议来改组革命委员会，当时决定我担任主席，重肖担任军事，郑同志为党团书记。起先决定在十月革命纪念节前二十天召集会议，当天因敌人来攻击没有召集起，又决定在十月革命节前十五天才开了会，选举出主席团五人，委员五人，虽然这样改选了，但是革命委员会还没有执行他的政权的任务，事实上还是空的，主要的原因是没有集中领导，各级委员会都没有开会，一切法令只是土地法令颁布了，形成了怠工的状态。这个责任当然是我负的，同时也是我对于政权机关不了解的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