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夏天的庐山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一次重大事件，可以说是一场悲剧。它对党和国家曾经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它不仅阻碍和延缓了对大跃进中出现问题的纠正，反而通过它错误地批判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等人，掀起了反右倾运动，加剧了国家经济建设错误的程度。尤其是它把阶级斗争的观点引入党内，导致了对党内正常政治生活的破坏，也对后来引发“文化大革命”产生着直接的和不可估量的作用。

    贾拓夫在庐山也受到冲击。会后，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深入揭发批判彭德怀、黄克诚的同时，中央财经口扩大的党组联席会议上（包括国家计委、经委、建委、科委以及工交各部），用一个多月的时间，集中批判了贾拓夫，定他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并撤销了他在国家计委的领导职务。从此，结束了他做经济领导工作的历史。那年他47岁。

    当时批判贾拓夫的主要“错误”，集中起来就是从1958年大跃进到1959年庐山会议，他“极其顽固地反对高速度、高指标，坚持低速度”，“实质上是反对大跃进，反对总路线”，“也就是反对党，反对毛主席”。这偌大的要命的帽子下面，主要的内容，除了他这一时期的具体工作和意见外（上一章作了叙述），集中反映于他在国家计委党组会和18级以上干部会上的讲话，以及他在山西太原干部大会上的讲话。这些讲话被视为他的“右倾机会主义反党纲领”，因此，有必要介绍一下这些讲话。

    1959年4月29日和5月16日，为了正确看待当时的经济形势，在计委党组和领导成员中能够统一认识，以便总结经验教训，找到解决问题的途径和办法，贾拓夫在党组务虚会上，把自己通过实际调查研究，结合理论学习的一些心得体会，作了比较系统的发言。

    早在发言之前，贾拓夫曾让秘书张致祥帮他把心得笔记抄录整理一下。忠厚朴实的张致祥在整理时，看到那些针对性十分强而又论证得很精彩的观点，感到既新鲜又担心。他拿给赵家梁去看，两位秘书深知当时形势之微妙，遂约定严格保密，不向任何人外传。没想到贾拓夫自己却在党组会上坦诚地讲了出来。当时兼做一些党组秘书工作的赵家梁在党组会上作记录。他曾经给高岗当过秘书，高岗、饶漱石事件后，被贾拓夫调到国务院“四办”。从那时起，他实际上做贾拓夫的大秘书工作已有5年。他经常跟贾拓夫参加一些重要会议，看到许多中央文件，参与起草过不少的报告、文件和文章，对于高层的情况和经济领域的形势，他是心中有数的。所以，当他突然在会上听到贾拓夫的发言，真为自己的首长捏了一把汗，生怕被人攻击成政治问题。但当贾拓夫讲完之后，在座的全体成员都热烈鼓掌，表示赞同。认为切中时弊，论得深刻，一致要求他在更大范围内作个报告，以便统一大家的认识。

    1958年6月17、18日，也就是中央批准调整计划指标的文件下达后，由当时计委党组成员、机关党委书记宋平主持，贾拓夫在国家计委和统计局18级以上干部会上，以党组会发言为基础，敞开思想“讲真话”，一下子讲了30多个问题，同样受到一致的好评。听报告的人大多数与贾拓夫直接接触不多，平时对他浓重的陕北口音又不习惯，听不大懂，这次却听得清楚，听得过瘾，都说没想到贾拓夫能把问题讲得这样有水平。

    然而，谁也没有想到，事隔3个月后，他的这些讲话，竟被当作“右倾机会主义反党纲领”，受到了激烈的批判。他讲真话的结果是被戴上了一顶吓人的“反对党，反对总路线，反对大跃进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帽子。

    这些讲话，在当时针对性是非常强的，能够深刻反映贾拓夫的思想、为人和品格，也能够深刻反映大跃进时期经济工作指导思想和方针中的实际，对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