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小芳）

    我怎么也想不到，生活一下子发生了这么些变化一或者说，我的薛峰发生了这么大的变化。这变化无疑直接影响到了我。

    我怎么办？

    如果在我们小时候，要是薛峰坚持要干什么事，我就是心里不情愿，也会毫不犹豫跟着他去干的。可是现在不行。我已经不是一个小孩子了。我二十三岁，并且即将大学毕业。更何况，这是一些多么重大的事，能随随便便附和他吗？我想，一个人在这么大的年龄还缺乏主见，还不能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那说不定一生都要成为一个可怜虫。

    我不能同意薛峰的意见留在这个城市，并不是我对这城市抱有成见。不，在学习、生活以至其它许多方面，这里的条件无疑要好得多。我坚持要去的那个地方是无法和这里比较的。我之所以坚持要去北方的沙漠，不仅仅是那里更需要我所学的专业知识，同时也是我自己的生活观点所决定的。我内心强烈要求我这样做。说句笑话，如果我已经是个老太婆，说不定我会愿意留在这里过一种较为舒适的生活。我现在正年轻，我愿意自己的青春在一种激荡的生活中度过；我愿意过一种充满创造乐趣、更为纯洁的生活。我知道为此要付出一些代价，要牺牲许多世俗的享乐。这一切对于在这个城市生活惯了的某些青年也许是可怕的。

    可是，我的薛峰为什么也惧怕了，退缩了？

    我怎么也想不通他现在会这样。

    记得小时候上学时，我们在大热天穿着破破烂烂的衣服上山去砍柴，又饿又渴不算，连个歇凉的地方都没有，一架山上不长一棵树。在火辣辣的阳光下，我们望着那些光秃秃的山梁，说过我们长大后要在这里栽许多树，而且是果树；不光人能歇荫凉，还要叫树上结满果子。

    到高中时，这个愿望仍然纠缠着我们。我们商量好考大学时都报林业学院。薛峰后来改变志愿报考师大完全是因为另外一件事。那年，我们在小学时的一个同学由于没能进入县立中学，在社办中学读完初中后就回去当农民了——没有考上高中。

    他十八岁就结婚了。结婚那天，他请我们在小学同过学的人去“过事情”。

    十几个小时候一块玩大的青年聚在一起，其间除过我和薛峰上高中，他们现在全都当了农民。严格说来，我们当时还都是孩子，却为我们其中的一个举行婚礼了。大家聚在一起，百感交集。有一个同学说，如果农村教育条件好一些，大家说不定现在还都在读书，可是……他说着便哭了，结果惹得所有的人都哭了，使得这场喜事办得像丧事一样。办喜事的那个同学的父亲把我们臭骂了一通。

    回校以后，我和薛蜂谈起这件事，都很伤心。薛峰当时说：“小芳，你将来还是上林业学院，让我上师范大学。毕业后咱们回来，你给咱栽树，我要为改变咱们山区落后的教育出一把力。我要当中学教师，将来最好能当今中学校长。我要鼓励我的所有学生都报考师范大学，让他们回来发展咱山区的教育事业……你将来当今林业站长什么的……”

    我当时心里充满了多么巨大的激情！虽然我们是两个孩子，但我们能为自己认识到自己应该肩负起什么样的巨大的责任而感到幸福和自豪。说实话，这一切使我们从那时起，心里就充满了为某种事业献身的庄严感。它甚至改变了我们的性情，使我们不再像过去那样任性的孩子气了。我们拼命学习，眼睛盯着我们的未来……我们如愿地实现了自己的理想，考上了大学。可是现在，薛峰却猛然要皈依另外一种生活信仰了。

    是猛然吗？细细想起来，他身上这种变化的迹象早已开始显露，只不过是爱情那绚丽的面纱遮住了我的眼睛，使我没有认真地看待这些。这些迹象是什么呢？具体的例子我现在几乎举不出来。但我肯定早已察觉到了他身上所表现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