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用三个字来形容东汉末年的政治形势，那就是“一锅粥”。

    “一锅粥”的特点就是乱，中原大地，大江南北，来来回回的打，先有黄巾军暴乱，又有军阀混战。朝堂内部也不消停，宦官和外戚势力轮流坐庄，相互夺权，甚至大力拉拢门阀支持自己，拉拢的结果，就是拉来了叛乱的董卓，造成了新一轮的暴乱。从东汉王朝汉桓帝、汉灵帝两代皇帝开始，整个东汉的政局，从朝堂到战场上，就是打来打去打成一锅粥。宦官想着压倒外戚，外戚想着压倒宦官，军阀要么想着割据自立，要么想着挟天子以令诸侯，至于文臣们，有气节的当然不少，但是更多的人想的，却是能够找一个好主子，保命外带保住富贵的生活。一个个忠孝节义的名义下，都打着自私的算盘。

    但是在这一锅粥的状态下，如果要问，有没有一个人，一生坦荡无私，兢兢业业，奔走劳碌，为了拯救汉帝国的江山而努力，答案是有，其中最杰出的英杰，就是东汉帝国最后的拯救者——皇甫嵩。

    在东汉帝国晚期的政治舞台上，皇甫嵩是一个难得的精忠报国之人。

    他出身武将世家，他的叔叔是曾经做过辽西太守的皇甫规，他的父亲是曾经做过雁门太守的皇甫杰。生活在这样的家庭环境里，对战争自然是耳濡目染。少年时候的皇甫嵩，跟着叔叔混过，也跟着父亲混过，但无论在辽西还是雁门，他都与一个相同的敌人打交道——鲜卑。

    东汉末年的鲜卑人，已经填补了匈奴西迁后留下了空白，渐渐成为东汉帝国的又一大敌。当时的鲜卑骑兵，完全继承了匈奴骑兵凶猛彪悍的特点，是当时天下最强军。少年时代的皇甫嵩就多次与鲜卑骑兵交手。他后来在战场上的精明果敢，对骑兵战术使用的炉火纯青，就是起于此时。但皇甫嵩并不是一个简单的武夫，史载他“少有文武志介，好诗书，习弓马”，是难得的文武全才，而家族的传承，更让他从小立下了志愿：匡扶社稷，以身许国。

    这时候的汉帝国，已经乱得不能再乱了，东汉晚期历代皇帝又短命，国家大事由外戚和宦官轮流坐庄。从政治派别上说，皇甫嵩属于中立派，但是他和当时的门阀大儒陈蕃往来密切，由陈蕃举荐给外戚窦武为官。这本来是他人生的好机会，这时候的窦武，是外戚大将军，太后窦氏的哥哥，但皇甫嵩拒绝了这个诱人的机会，他对身边的人说，“窦家无远谋，必招祸也”。事实果然被他说中，不久之后，窦家即在与宦官的争斗中失败，宦官势力更借机大肆排除异己，逮捕“党人”，当时东汉帝国的儒生官僚中，作为“党人”被逮捕的，高达数千人之多。皇甫嵩因他看人的眼光，侥幸躲过了这场灾难。这场株连甚广的冤狱，从公元168年一直持续到公元176年，东汉帝国的内部统治，在这场折腾里奄奄一息。

    奄奄一息的东汉帝国，很快迎来了其致命的一击：公元184年发生的黄巾军起义。

    说到黄巾军起义，今人知道比较多的，是其领导人张角兄弟，以及其传播的太平道宗教。用宗教为旗帜，大量的笼络同党，在全国各地遍布网络，起义的准备时间长达10年。之所以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主要是因为此时的汉帝国，土地兼并日益严重，无地农民日益增多，黄巾起义所宣传的“太平”思想，让诸多农民们心向往之，而另一个重要原因是此时的汉帝国对官僚士大夫的镇压，对农民的管理相对松懈。历次外戚与宦官争斗失败后，宦官们会巧立名目，大肆镇压地主官僚，而真正在地方上管理农民的，正是掌权宦官们看做敌人的“党人”们。党人之祸虽株连甚多，但主要的对象，都是各地的精干官僚，儒生学者，底层的农民相对触及较少，相反，汉王朝少了这些精干的官吏，张角的起义组织也就更加从容。

    张角黄巾军起义的爆发于公元184年，虽然准备了1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