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人，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创建之前，一直是把工作重心放在城市的。党的创立时期，从五四运动到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主要在城市；第一次大革命时期，从五卅运动、省港工人大罢工，到国共合作的北伐战争，工作重心也是在城市；北伐战争从广州打到武汉、上海，这个时期党中央的领导机构也先后驻在大城市上海、武汉；蒋介石国民党右派背叛革命发动“四一二”政变后，轰轰烈烈的大革命趋于失败，中国共产党从血泊中奋起，在八七会议上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并先后举行了八一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但是，由于缺乏经验，这些起义在一开始时，仍然是照搬俄国十月革命以城市工人武装起义为中心的模式，以攻打中心城市为主要目标，因而不同程度地遭到了挫折和损失。在大革命失败前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集团由于没有摆脱“城市中心论”的羁绊，在对武装斗争的认识和指导上，仍然坚持以城市工人为中心来指导农民暴动，发展中国革命。如1927年11月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的《中国现状与共产党的任务决议案》，仍然认为：“城市工人暴动的发动是非常之重要”，“党的责任是努力领导工人日常斗争，发展广大群众的革命高涨，组织暴动，领导他们武装暴动，使暴动的城市能成为自发的农民暴动的中心及指导者”，“城市工人的暴动是革命的胜利在巨大暴动内得以巩固而发展的先决条件”。1928年六七月间在莫斯科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政治决议案》，其主要方面是正确的，但是仍未摆脱“城市中心论”的影响，坚持认为：“城市领导作用底重要，和无产阶级群众底高潮，都将要表显它的决定胜负的力量”，“党底主要任务是争取工人阶级底大多数”。这时党的工作重心，仍然是放在领导城市工人暴动上，党的领导机关也仍然长期留在上海等大城市里，希图通过城市工人的武装暴动，来夺取中心城市并以此作为革命的中心堡垒，发展全国革命。显然，这种“城市中心论”的错误指导，是完全脱离大革命失败后的中国的实际情况的。

    实际情况是，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新军阀建立了比旧军阀强大得多的更严密的反革命统治。上海、武汉等中心城市，是反革命力量最集中最强大的地方，也是对革命力量防范最严紧的地方。由于大革命的失败，这些中心城市的革命组织已经遭到严重摧残，革命工作的基础已十分薄弱。因此，绝不能将党在城市的处于秘密状态的一点弱小的力量，孤注一掷，同占绝对优势的敌人作武装起义之类的毫无胜利可能的决战，党的工作重心也不能再继续放在城市了。

    那么，中国革命的出路在哪里？在农村。由于中国是一个政治经济发展很不平衡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大国，蒋介石国民党的主要武装力量，不可能在全国极其广阔的农村地域普遍建立强有力的反革命统治；国民党各派军阀之间在不断地发生分裂和战争，更削弱了蒋介石镇压广大农村人民革命斗争的力量；各地军阀因投入混战争夺地盘，也无暇顾及所辖地区农村的革命斗争。因此，在反革命统治力量较为薄弱、革命力量较有基础的广大农村地区，敌人鞭长莫及，“山高皇帝远”，革命力量有可能首先得到恢复和发展，有可能建立革命根据地和小块红色政权，借以积蓄革命力量，依托强大的农村革命根据地，去包围和夺取中心城市，取得全国革命胜利。这是中国革命发展的必然趋势和客观规律。这个趋势和规律在大革命失败后，逐渐被一些清醒的中国共产党人所认识，他们因此而摒弃了“城市中心论”的模式，开始了“以乡村为中心”的转变，不断取得革命的胜利。而少数教条主义者仍然抱住“城市中心论”不放，即便在城市站不住脚了，被迫退入农村，仍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