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志和友好关怀，我倒想就这个机会说几句话。

    实在说起来，我现在北平所过着的是闲适自在的生活；而且引起一种欣喜安慰的情绪，与日俱增。为什么缘由呢？我居留北平已八十多天了，以我所见所闻的，觉得处处显露出一种新的转变、新的趋向，象征着我们国家民族的前途已显露出新的希望。就是中共以二十多年来的奋斗经验，深得服务人民建设国家的要领，并且具有严格的批评制度，学习精神，和切实、刻苦、稳健的作风。这些优点反映到政府设施的，是有效率的、没有贪污的政府。反映到党员行动的，是俭朴、肯干、实事求是的军政干部。尤其中共所倡导的新民主主义，在现阶段看来，实与我革命的三民主义之基本要求相符合。综合说一句，这都不是过去我们国民党所表现于政治设施和党员行动所能做到的。我以国民党党员一分子的立场只有感到无限的惭疚，但是站在国民一分子的立场说，又觉得极大的欣慰。我们中国人毕竟还有能力把国家危机挽转过来，还有希望把国家搞好，断不是一个没出息的民族，已可得到证明。我多年来内心所累积的苦闷，为之一归而空，真是精神上获得了解放，怎能不令人欣慰不已呢！

    我再要为关心我的同志们特别指出：这次和谈破裂，在我们国民党内有些人认为条件太苛，类似投降。其实平情而论，这八条原则早为南京政府李代总统所承认的和谈基础，二十四款就是实行这八条原则的具体办法。在谈判期间，我们代表团已经和中共代表恳切磋商，并提出修正意见四十余处。被中共接受过半数。如战犯只作原则规定，名单完全不提，就是中共最大让步之一例。并且口头约定，如果南京政府同意签字，还可作文字上的修改。倘我们认识战败求和的必然情势，又能了然于政权更迭的历史常例，则革命大义，天下为公，我们自己既然无能，就应该让给有能的；自己既然无成，就应该让给有成的。因为国内战争，本属同胞，谁得谁失，非同异国。试想清廷末季，要是没有我们孙先生号召革命，推翻专制，中国不早就遭受了帝国主义的瓜分共管了吗？我们国民党执政二十多年，竟弄到这样地步，也不是偶然的事。当然，我是党的干部，也要负一分责任。所以今日我们就应该以诚意承认错误，以勇气承认失败，坦然放弃政权，表示一种革命事业成功固不必在我的态度，则人民观感将为我们这种坦白率真的态度而另眼相看，重新评价。甚望我们国民党中央和各地负责同志能够善用理智，正视现实，以反省自咎的胸襟，作悬崖勒马的打算，悲天悯人，忍辱负重，为军民减少牺牲，为国家多保元气。现在虽未为最晚，实已到了最后机会，万不宜轻忽地听其错过。如果还是昧于人心与大势所趋，继续作毫无希望的战争，其结果徒然损伤了大众，贻害了自己，这是无从索解的！

    本人虽然身在北平，而心念战区。回想个人的主张，一向力主贯彻革命，实行民主政治。“九一八”变起以后，力主全国团结，坚决抗战，对国内问题，力主以政治方式解决，促成和平。这些，都是大家共见共闻的。目前大局已演变到此，我觉得各地同志们应该惩前毖后，当机立断，毅然决然表示与中共推诚合作，为孙先生的革命三民主义，亦即为中共新民主主义的实现而共同努力。至于我们国民党，早就应彻底改造，促进新生，才能适应时代，创造时代，达成我们革命党人应负的历史使命。在目前，我们如果把眼光放远些，心胸放大些，一切为国家民族利益着想，一切为子孙万代幸福着想，我们不但没有悲观的必要，而且还有乐观的理由。国家要求新生，也正在新生；人民要求新生，也正在新生，为什么我们国民党和个人独甘落后，不能新生呢！

    同一天《人民日报》还发表一篇新华社社评——《评张治中声明》，认为“这个声明是值得欢迎的。其中对于国民党内爱国分子的劝告，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