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震纵队应位于黄河北岸要点，确实保证河南敌不能北渡，方有把握，否则敌必增援，攻运城仍无把握。毛泽东主要考虑胡宗南在黄河南岸的4个旅和1个骑兵团是增援运城的主要力量，特别提醒徐向前和王震注意。

    当时的山西，百废待兴。对徐向前来说，攻取运城固然重要，但土改也是大事一桩。由于徐向前要同薄一波、滕代远一起参加土地改革会议，只能让晋冀鲁豫军区第八纵队司令员王新亭任运城前线指挥部司令员，由西北野战军第二纵队司令员兼政委王震任政治委员，共同指挥两支部队攻城。

    运城算一个“硬核桃”。王新亭和王震指挥部队从12月16日打到26日，激战10天竟未能攻克。部队哪打过如此难打的仗，哪吃过这个亏。不少中、高级指挥员有些心疼部队，对攻城有些犹豫观望了。徐向前知道后打电报给王新亭：下死命令，坚持最后5分钟，一定要拿下运城。

    坚持最后5分钟终于见效。27日夜，王新亭和王震的部队分别从城北和城西突破，攻入城内，歼灭守敌，艰难地“吃”掉了第一个“硬核桃”。

    运城一役，更使徐向前坚定了对中等城市攻坚的信心。他的目光，又瞄向了晋南孤城临汾。

    临汾是晋南最大的一座城市，也是历史上著名的军事重镇。临汾城内高外低，城墙坚厚，好像伏在汾河东岸的一头黄牛，素称“卧牛城”。当地有人讲，临汾城从来没有被攻破过，明朝未年李自成率军攻城，不但没有降伏这头“卧牛”，还被射瞎了一只眼，气得这位农民起义军的首领把盔甲挂在城外的一棵树上，撤兵而走。

    也许历史记载的作用，自运城解放后，晋南的反动乡团、地痞恶霸都缩进临汾躲避，把临汾当作了一个避风港。临汾守敌自恃墙厚壕深，欺我军没有飞机大炮，一时也嚣张无比。

    徐向前决计攻取临汾，陕北中央也对此寄予厚望。拔除临汾，山西战场形势将发生重大变化。

    1948年2月，中共中央军委发布命令，决定组成临汾前线指挥部，由徐向前往总指挥。中央的命令正合徐向前的心意，他早已有心要制服临汾这头“卧牛”。

    徐向前毕竟是我军有数的几位著名战将之一，他对啃“硬核桃”似乎更有办法。当时，双方的兵力对比和地势差别注定了临汾之战将是一场持久而残酷的啃“硬桃核”式的城市攻坚战。临汾守敌有阎锡山的第六十六师主力、胡宗南的第三十旅主力及8个地方保安团，共2.5万人。而徐向前统一指挥第八、第十三纵队及太岳军区、晋绥的吕梁军区各一部共5.3万人，兵力虽占优势，但除八纵二十三旅是参加过上党、平汉战役的老部队外，其余部队很少有攻坚战的经验，甚至其中的15个团是刚由地方部队升级上来的，装备差，无炮，总体上我军并不占优。

    3月8日，临汾战役提前拉开了战幕。

    徐向前原先并未准备仓促攻击。但3月7日中央军委通报，胡宗南马上就要空运在临汾的三十旅回西安。为了阻敌西运，配合西北战场，徐向前决定提前发起临汾战役。八纵二十四旅连夜出发，在旅长王塘带领下，一昼夜强行军120里，赶到临汾城南飞机场附近，架起迫击炮，连发9弹，击中敌机2架。其余8架敌机来不及运兵，仓皇飞逃。胡军晕头转向，伤亡惨重，逃往城内。紧接着我军各部队从四面八方赶来，包围了临汾。

    阻敌西运的战略意图已经实现，下一步就是强攻临汾，最终解除晋南敌情的问题了。但敌军岂肯就此认输？阎锡山给梁培璜下了死守的命令，要他“城存成功，城亡成仁”。梁培璜也表示要“下定决心与临汾共存亡”。他给部队下了“八杀”的命令；如“凡奉命进攻，迟延不进者杀”，“未奉命放弃阵地者杀”，“邻阵地被攻，有力不援者杀”，“主官阵亡，次官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