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冠兰，我亲爱的弟弟！”

    多少年来，丁洁琼给冠兰写信一直是这样开头。

    说起来真是悲哀！除了写信，她和冠兰没有别的办法更加亲近。她想过，如果通电话或见面，也许会发生别的情形，她肯定不会再叫“弟弟”而换上别的称谓。她早就决定，结婚之后不能再这么叫了；应该称“冠兰”，称“亲爱的”，称“夫君”，或干脆称“丈夫”，甚至当着客人或朋友的面也这样！可是，结婚，什么时候？甚至，还有没有这样的机会？每当想到这里，她往往不寒而栗……

    我从“X基地”来到了“W基地”。现在“参观”完毕，在下榻的招待所，在灯光下，给亲人写信。战争越打越残酷，我们也越来越忙。明天一大早便直飞“Y基地”。

    刚才，两个小时之前，在招待所外的停车坪上，我跟佩里发生了一场小小的不愉快。他总是那么温和，亲切，他那张其貌不扬的面孔上总是荡漾着和蔼的笑意；可是，我第一次看见他发火了，居然连面孔和声音都扭曲了。这种冲突，这场冲突，迟早会发生的，那么，发生了也好。我曾经告诉他们，钚弹的成功几率是百分之九十，铀弹则是百分之六十——其实我知道，两种炸弹的成功几率都是百分之百！据奥姆他们计算，一颗“临界”值的原子弹爆炸当量为几千吨，而我的计算结果比他们的差不多大十倍。但无论几千吨也好，几万吨也好，一旦投掷和爆炸，必将是几千、几万、十几万乃至几十万生灵涂炭！我还担忧更可怕的情况发生：原子弹爆炸的核心部位可能出现上亿度高溫，这是否会引燃大气层？万一发生这种情况，地球就变成了火球，就是世界末日。

    我跟同事们谈起这一切。他们或多或少都有同感。但是跟佩里的几天相处，我发现他的心思完全不一样。他似乎只担心一件事，即战争在原子弹问世之前结束……

    奥姆安排丁洁琼住进招待所，还在她屋里坐了一阵。招待所外观简直像“汽车旅馆”，但内部陈设很好，豪华舒适。

    “你了解佩里的……情况吗？”奥姆轻声问。

    “我不想了解他的任何情况！”女教授仍然面有愠色。

    “某些情况，还是知道一点为好……”

    “你想让我知道什么？”

    “比方说，他的亲人们……”

    “他的亲人跟我有什么关系！”

    “是这样的，”奥姆小心翼翼，斟字酌句，“他的独生子死在珍珠港……”

    “什么时候，”女教授的心灵悸动了一下，“怎么死的？”

    “还能是什么时候，还能是什么死法，唉！”奥姆轻叹一声，“约瑟芬·佩里少尉，从西点军校——也就是他父亲的母校毕业后，被派往珍珠港服役；他抵达基地的第四天，正是当地时间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七日……”

    “原来如此！”丁洁琼坐不住了。她徘徊良久，在奥姆面前驻足，轻声问道，“他，亚伦·佩里，还有什么亲人？”

    “还有妻子。失去儿子之后，她疯了，两年多来一直住在长岛一家精神病院。”

    “天哪，”丁洁琼喃喃道，“你怎么不早说！”

    “我也是刚知道的。”

    “是吗，什么时候？”丁洁琼讶然。

    “有两个小时了吧，佩里登车去机场之前。”奥姆看看手表，“他，他让我告诉你。”

    女科学家怔住了，默然不语。

    我到美国整整十年了，除奥姆外，这位佩里可能是给我印象最深刻的美国人。他仿佛不是军人，不是工程师，而是一位高明的政治家。他成功地绕开法律，说服工人们不组织工会，甚至成功地说服国会不过问经费的使用，以免造成泄密。他还是一位心理学家。来自各大学的科学家原来每年发九个月薪金，可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