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忡忡：“这案子在湖南可能永远解决不了……”顾志成答：“湖南解决不了，我们回北京解决！”李疑虑道“北京……有希望吗？”顾口气坚定：“你等着好消息吧！”

    顾志成和邝夏渝在湖南调查期间，胡耀邦已经开始关注此案。他给中国青年出版社社长胡德华打电话，要求就此案写个“内参”，待他做出批示后两社即可以通知湖南方面结案放人。一九七九年一月九日，中国青年报社在内参《青运情况》上发了《〈归来〉是本好小说·作者张扬应平反出狱》。十二日上午，李海初在案卷中记录了顾志成的北京来电：“回北京后，向领导报告了我们来湖南的情况，并立即印了一个内部情况报告了中央主席、副主席及有关部门……报告中明确提出了张扬案是冤案。现已经中央同意这样认定，并通知湖南按冤案处理。最近两天湖南会接到中央指示。”

    顾志成电话中说到的“内部情况”，即指中国青年报社的《青运情况》；她一再提到的“中央”，即指胡耀邦；“中央同意这样认定”，即指胡耀邦的批示。胡耀邦甚至考虑到我是个“知青”，批示指出要把我的户口迁回长沙并安排工作。

    考虑到湖南某些人可能会坚持的顽固态度，中国青年出版社于一九七九年一月十六日又给胡耀邦写了个报告。胡耀邦一月二十日读了这个报告后，在一月二十二日给胡徳华写了一封信：

    事实上，我已经在一月十八日平反出狱了。我在狱中身患重病。医生说，如果晚出狱一个月，必死无疑！

    我很快到了北京，住进结核病院时，已奄奄一息。但某些人仍不放过我，于一九七九年四月写了一封长达八千字的诬告信，呈送叶剑英、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邓颖超和胡耀邦等中央领导。在这种情况下，中宣部一位副部长出面，于一九七九年五月二十九日令中国青年出版社停止《第二次握手》的出版，令北京电影制片厂停止同名电影的拍摄，令中国青年报社派人到中宣部“汇报”。

    当时的中国青年出版社文学编辑室主任王维玲，是平反《第二次握手》这场战役主要的发动者和指挥员之一。胡耀邦叫他去“谈了好几个小时”，仔细询问《第二次握手》的内容和作者的情况；然后指示他组织力量，认真调查研究，针对那八千字诬告信写一份充分摆亊实讲道理的材料……

    中宣部当时设在中南海。由中宣部安排，“原告”公安部党组与“被告”中国青年报社和中国青年出版社双方派出人员在怀仁堂会议室进行了一次“拼刺刀”式的论战。双方都摆出全部亊实和证据，一个个地激辩，从午后论战到深夜。吃了宵夜，要继续辩论时，才发现“原告”方全部人马已悄悄撤了——至此，中国青年报社和中国青年出版社再度“胜诉”，《第二次握手》及其作者第二次“平反”了！针对辩论结果，胡耀邦迅即做出相关批示。

    从一九七〇年起，在国家和民族的艰难岁月里，《第二次握手》曾以手抄本形式传遍全国，使千百万读者“在冷漠的寒夜里，得到瞬刻的温暖”（丁玲语）。

    在胡耀邦的直接关怀下两次平反的《第二次握手》，一九七九年七月终于以二十五万字的长篇小说形式正式出版，两三年内总发行量即达四百三十万册，至今居新时期以来当代长篇小说印数之首；另有朝、蒙、维、哈萨克四种少数民族文译本出版。小说被誉为“建国以来第一部正面描绘知识分子形象的作品”和“第一部描绘周总理光辉形象的文学作品”；小说对科学技术重要性的鼓吹和对纯真爱情的描绘，被认为是对“文革”时期极左势力“一种针锋相对的突破”。一位作家曾经这样说：“它写在知识分子不被当人看的年代。它第一次宣告了知识分子不但是人，而且是非常可敬可爱的人——就凭这一点，它也不会被历史忘记。”一九九九年，《第二次握手》入选“感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