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冯子材在谅山大败法军，导致法国总理茹费理的下台，有力地支援了越南人民的抗法斗争。

    二十世纪初，越南进入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当时领导越南人民进行民族解放斗争的著名领袖潘佩珠，曾长期在中国活动，多次会晤我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受到了三民主义的熏陶。一九一二年潘佩珠在我国广州建立“越南光复会”，常常在沙河刘家祠（刘永福的房子）聚会，刘永福一直支持他们的活动。不少华侨与光复会关系密切。曾侨居越南的广东革命党人苏少楼是潘佩珠的好友，积极参加光复会活动，后来成为光复会的统领之一。

    早在二十年代初，胡志明主席在法国从事革命活动时，就与我党在巴黎的周恩来、李富春等同志密切交往，建立了革命的情谊。一九二四年十二月，胡志明从莫斯科来到我国广州从事革命活动。一九二五年，胡志明主席创立了“越南青年革命同志会”，即越南共产党的前身，总部设在广州文明路12号（现为延安二路422号）。

    越南党成立不久，遭到了反动当局的残酷镇压，越南革命处于低潮。为了保存实力，越南许多革命者如黎鸿峰、何辉集、明开、冯志坚等暂时避居我国，我党和我国人民给予了积极热情的帮助。我国抗日战争时期，越南党还未建立军队，缺乏进行游击战争、建立统一战线和人民政权的经验。我党驻昆明、武汉、贵阳等机构给予了热情帮助，并协助其在我广西南光开办训练班。然后回到国内建立越北根据地和自己的军队，逐步赢得了抗法斗争的胜利。

    在越南民族解放的斗争中，广大侨居越南的华人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1941年5月，旅越华侨建立了“越南华侨救亡会”，成为越南抗日、反法统一战线组织——“越南独立同盟”的一个组成部分，同越南人民一道，投入反对日本法西斯和法国殖民者的斗争。许多进步华侨为了越南的民族解放事业英勇奋斗，献出了鲜血和生命。

    1945年越南民主共和国诞生后不久，法国殖民者卷土重来，挑起了战火。在越南人民的抗法斗争中，中国人民一如既往，给予大力支援。特别是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为越南抗战创造了十分有利的国际条件，1950年1月18日，我国首先正式承认越南民主共和国，并表示愿意建立外交关系。同年应越党要求，派出了军事、政治、经济、土改专家组成的顾问团，协助越南人民进行抗法战争和经济、土改工作。在1954年的日内瓦会议上，为了维护越南的独立、统一、主权和领土完整，我国政府积极努力，促使会议达成协议，迫使法国撤走全部远征军。抗法战争胜利后不久，我党还应越南政府的要求，帮助起草《新形势、新任务、新政策》、《统一战线纲领（草案）》等文件，派出代表团，对巩固和平、建军、土改、整党、接管城市、恢复经济、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和外交斗争方面的工作予以帮助，使新生的越南政权尽快地以巩固。

    1964年8月，美国派舰艇侵入北部湾挑衅，并以“北部湾事件”为借口开始对越南北方进行大规模轰炸，派出大批海军陆战队在岘港登陆，发动了侵略越南的战争，将“特殊战争”升级为“局部战争”，妄图以“南打北炸”的手段迫使越南屈服。正当越南人民濒临民族危难之时，我国立即掀起了援越抗美的高潮。我国政府庄严声明：“七亿中国人民是越南人民的坚强后盾，辽阔的中国领土是越南人民的可靠后方”，“中国人民将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甚至不惜最大的民族牺牲，竭尽全力，支持越南人民把抗美救国斗争进行到底。”

    我国政府和人民从经济上、军事上给予了无私的援助。从1950年到1978年，我国对越南提供了200多亿元援助款，其中无偿援款占93.3%，无息贷款占6.7%。此外，我国每年还向越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