幼儿期的特权生活对日本人的各种影响，并不会导致他们认为童年后期以“耻感”为道德基础的各种约束是在剥夺特权。日本人常常攻击基督教的自我牺牲概念，即使是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们也说这是“自觉自愿”地为“尽忠”、“尽孝”或为“情义”而死，并不认为属于自我牺牲的范畴。他们说，这样自愿死去正是达到了他的目标。否则就是“犬死”。“dog’sdeath”在英语中，是指穷困潦倒而死，而日本人是指没有价值的死。一些不甚极端的行为，在英语中也称作“self-sacrifig”，自我牺牲，日语中则属于“自重”范畴。

    “自重”常常意味着克制，克制与自重具有同等价值，克制才能胜任大事。美国人强调，自由是实现目标的必要条件，日本人则认为仅此是不够的。克制才能使自我更有价值，这种观念是他们道德戒律的主要信条，否则，他们怎能控制那种充满冲动的危险的自我？这些冲动是有可能爆发出来破坏正常生活的。正如一位日本人所说：经年累月，漆坯上的漆层涂得越厚，做出来的漆器就越贵重。一个民族也同样如此……人们讲到俄罗斯人时说：“剥开俄罗斯人的外表，出现的是鞑靼人”；对于日本人，人们也可以说，“剥掉日本人的外皮，除掉它的漆层，露出来的是海盗。”但请不要忘记：日本的漆是珍品，是制作工艺品的材料。它不是掩盖瑕疵的涂料，没有丝毫杂质，至少与坯质同样精美。

    使西方人感到诧异的日本男子行为的矛盾性，是由日本儿童教育的不连贯性造成的。他们深深地记得有这样一个时期，那时他们在自己的小小世界里就是神，可以纵情放肆，甚至可以姿意攻击别人，似乎一切欲望都能得到满足，这种记忆虽然几经涂饰，仍然留存在意识深处。这种根深蒂固的二元性，使他们长大成人后，既可以沉溺于罗曼蒂克的恋爱，也可以绝对顺从家庭安排的婚姻；既可以沉迷于享乐和安逸，也可以不计一切承受极端的义务；谨慎的教育使他们往往举动怯懦，但他们又可以勇敢得近于鲁莽；在等级制下他们可以极为驯服，但也不会轻易接受上级的驾驭；他们非常殷勤有礼，却又傲慢不逊；他们可以接受军队盲从的训练，却又顽固不易驯服；他们是坚定的保守主义者，却又很容易被新的方式所吸引。他们曾经学习中国习俗，继而又吸取西方的学说，这就是他们矛盾性的明证。

    日本人性格的二元性造成种种紧张。对这些紧张，日本人的反应并不一样。虽然每个人都要对同一个基本问题作出自己的决定，即如何协调儿时处处被宽容的骄纵经验和后来生活里动辄关系到自身安危的束缚。

    很多日本人都感到难以解决这个问题。一些人像道学家那样，一丝不苟地约束自己的生活，惟恐纵情会跟实际生活发生冲突———正因这种纵情并非幻想，而是确曾有过的经历，这种恐惧也就更加严重；有些人会态度超然，墨守自己所制定的规则，并由此认为自己就是能发号施令的权威；有些人则更加意识分裂，害怕着自己心中郁积的反抗情绪，为了防止意识到自己的真实感情，以表面的温顺来加以掩饰，把思虑沉溺于日常琐事，每天机械上演着那些基本上毫无意义的生活常规；另外还有些人，由于对儿时生活感情更加深刻，成人后面临社会对他们的一切要求，会感到严重焦虑。他们试图更加依赖别人，但年龄已经不再允许。他们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