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初中了，青春爆发了，我越长越难看，个头高高的，瘦骨嶙峋的骨架撑起单薄的身躯，活像一头名副其实的瘦骡子。原来的胖胖脸也变成了瘦瘦的长条，脸上此起彼伏的痘痘堆叠成黄土高原上的丘陵。由于经常在室外活动，身上脸上让阳光涂抹得黢黑黢黑，我爸我妈都说我是非洲人。这个时候，我对女同学的兴趣开始大了起来，对自己却越来越没有自信，小学时候对女同学那点高高在上不屑一顾的自大消失殆尽。好在我的那几个哥们儿对我始终如一，紧紧围绕在我的身旁，这让我多多少少地保留了一点心理安慰。

    叶笙楠却越长越漂亮，三角脸变成了鸭蛋形，皮肤上的雀斑不知不觉就没了，脸蛋子红是红白是白，就像黄河滩上农民种植的水蜜桃，两颗乌溜溜的眼珠子水汪汪的让人联想起雨后葡萄架上的紫葡萄，那一头茅草不知道什么时候变成了水源充足的瀑布，长长的黑发经常迎风飘扬，后来她又把头发梳成了两条小辫，一走路就呼扇呼扇的，看到她那呼扇呼扇的小辫子，我的心不知怎么回事就跟着呼扇呼扇的。她开始在学校里变得光彩夺目，经常作为学生里的精品代表我们学校参加各种各样的社会活动。我在她面前有了自卑感，似乎她是白雪公主我就是那七个小矮人里面的老大。我不敢跟她接触，虽然心里非常想和她亲近，表面上却装出高傲冷漠的样子对她置之不理。行动和思想发生严重的分裂，让我的许多行为显得非常古怪。

    “上初中以后你怎么变得怪兮兮的，人家跟你说话你牛哄哄不搭理人，人家不理你的时候你又找茬。干啥都恶狠狠的，像一头野狼，不，更准确地说像一头倔强的小毛驴。”

    后来叶笙楠这样评价我上初中的情形，我心里明白是怎么回事，可是为了不让她享受得意，就没告诉她是怎么回事。

    我对她有了明确的爱恋的感觉，是“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的事儿了。“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可以不上课了，可以不写作业了，只要胳膊上挂上“红卫兵”三个字，就可以免费到处旅游了，只要说一声“造反有理”就可以放手干自己想干的一切事情了，我们兴奋到了癫狂的地步，把灾难当成了福气，把倒霉当成了好运。我跟排骨、糊面包、红烧肉组织起来，又拉扯了一帮过去资产阶级教育路线的受害者，成立了我们自己的战斗队，讨论战斗队名称的时候，因为那时候无产阶级司令部号召破旧立新，全国人民凡是没有被打成牛鬼蛇神的、能跑得动的，都拿了大剪刀满大街找长头发女人剪辫子，说那就是破四旧，我们就将我们的战斗队命名为破旧赤卫队。所谓资产阶级教育路线的受害者，说透了就是我们这种学习不好、光会捣乱不会读书、老师不待见的学生，如今这种学生叫差生，那时候没这个标准的称呼。没想到我们这一类学生数量竟然不少，很快我们的战斗队就发展壮大成为全市鼎鼎有名的第一大学生造反组织。

    我们第一个批判对象就是胡老师。经人揭发，胡老师家庭出身是富农，我这才明白，难怪她对我们那么狠毒。在她长期给我当老师的过程中，她对我和我的同学们的惩罚都变成一桩桩一件件残酷迫害革命接班人的罪行。我们把她拉到台上批判她顽固执行反革命教育路线，批判她对革命接班人进行阶级报复。批判会上我从来不打她，也不让她“坐飞机”，就是取缔她两足直立的权利，让她四脚着地反省。我爸惩处我的方法被我成功地运用于胡老师身上，并且很快地普及开来，全校乃至全市的革命造反派们都学会了这一招，我们这座城市的批斗会于是具有了跟全国不同的特点，被批判的人不是面朝革命群众或站或跪低头认罪，而是面朝地面，四肢支撑着趴在地上，谁的认罪态度好谁就可以减少反省时间。

    那个时候大家都传颂着我的种种事迹，说我头脑灵，办法多，其实这些办法都是从我爸那里学来的，我妈的手段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