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玛·高尔杰耶夫》和剧本《叶戈尔·布雷乔夫》，可举出的例子还有很多--这些已经成为人类文学经典的作品，尽管对笔下的富人持无情揭露与严厉的批判态度，却并不一定就是站在了穷人一边。比如《红楼梦》，作者是坚定地站在"金陵十二钗"那些贵族富女一边的，曹雪芹笔下的王熙凤，可恨可杀的一面写得淋漓尽致，然而其描摹中占据上风的情感倾向，还是将其视为可爱可叹甚至可敬可惜的巾帼英雄。

    把穷人当主角，站在穷人的立场上写作品，从1949年到1976年，在内地是从事文学创作的ABC。就是上个世纪80年代，尤其是1985年以后，虽然文学新潮涌动，但当时形式上的突破，即所谓文本颠覆，给人的印象压过了选材上的穷富问题--无论是刘索拉笔下的"别无选择"一群，还是徐星笔下的"无主题变奏"一族，角色虽新，甚至论悖逆精神颇为富有，在物质金钱层面上也还属于囊中羞涩--1992年以后就不一样了，写富人、富人写、给想富的人看开始风行起来，而这也绝非空穴来风，大多并非向壁虚构--内地确实开始出现自1949年后拥有个人财富量令人咋舌的一个小群体。而尚未能拥有那么多个人财富的绝大多数人群里，不少人也不知不觉地形成了以个人财富为成败荣辱标准的价值观念，尤其是年轻的一代。中学生填写表格，遇到"成分"一栏，问家长："咱们家什么成分？"告曰"贫农"，或"城市贫民"，这在1949年到1978年之间，一定会引出自豪感，在1992年以后却反而引出了浓酽的自卑情绪--"咱们家怎么会不是富农呢"、"爷爷当年为什么不是资本家"。在这样的社会心理背景下，出现慕富、颂富、渴富、媚富的文学艺术浪潮，出版者格外积极地"卖富"，消费者以此"先从心理上富起来"，买卖双方互动激励，一时形成繁荣局面，说这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宿命，也不为过。

    所以，与其说是一些文学艺术家在创作中出了问题，不如说是我们社会还没有调整好价值观念，没有解决好社会财富分配不公，特别是在获得财富的起点上和过程里都不够公平的这个至关重要的、笼罩着一切的大问题。关于穷人与富人、精神与物质、道德与利润……人们的认知上出现了大混乱，"福布斯"对每一年度世界首富的排名，比"格莱美"对流行音乐的排名或"奥斯卡"对商业电影的排名，在内地似乎更为人津津乐道。2000年报纸上又开始了关于"知本家"的宣传热潮。据说最能利上生利的本钱已经不是"资本"而是"知本"，因此进入尖端学府掌握尖端科技拿个尖端学位谋个尖端科技的营生，对于正培养着子女的父母，还包括其祖父母外祖父母，成为了既紧迫而又持续焦虑的人生职责--可是，国家的教育管理部门却又在大张旗鼓地实施为中小学生"减负"，往往是同一张报纸的这个版面上在宣传"减负"，那个版面上却在揄扬要成为"知本家"才叫有出息。两种话语之间尚不能圆成一个逻辑，存在着理路上的明显龃龉，到现实生活里，则就我所知，许多的家长宁信"知本论"而不大认同"素质教育论"，学校减掉的"负"，他们偷偷再加上去，甚至抱着"别人减了我加了，孩子考入重点中学、名牌大学，跻身知本家行列的几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