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莫斯科郊外，祖巴洛沃别墅。严寒结成的霜花写满玻璃窗，层层叠叠。苏共总书记斯大林坐在大写字台后面的一把转椅上，刚刚审阅完从秘书那儿送来的一堆公文。什么都得管。

    今天已经口授了多少电报，他也记不清了。虽然，渐渐地，这些工作都由助手、秘书和机关去办了。但是，直到他生命的最后，仍然喜欢亲自处理琐碎的问题，亲自决定一些人的命运。

    斯大林在党和国家事务中的分量愈大，竭力依靠总书记个人指示来解决大量问题的人就越多。什么，关于拖拉机手服兵役的问题，难道人民委员不能自己决定吗？而在首都要盖新大楼又怎样呢，就没有一位书记能过问一下？

    不要说斯大林，大部分高级领导人都形成了这种习惯。

    过几天，就要召开共产国际第七次全会，在这次会上，要通过一个新的关于中国问题的提纲。尽管共产国际的官员一再声明，苏共只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只占一票，事实是，真正获得国家政权的共产党组织只有苏联。于是，共产国际的意旨大多来自苏联，而苏联的意旨是由斯大林拍板的。

    中共和苏共的有识之士已经清楚地看到，中国农村将发生普遍的农民暴动。据早期中共活动家蔡和森说，北伐之前，“我们只是在上海、广东和湖南对工人进行过充分的训练”。当蒋介石的军队攻人新的地区时，千百万农民从旧时的桎梏中解放出来，到了1927年春季，据蔡和森随后的估计，广东、湖北、湖南、江西及其他省份，组织起来的农民为数已不下1500万。

    面对这场方兴未艾的风暴，共产国际的决策人们反而踌躇不前了。10月间，克里姆林宫曾电令中共领导人对农民加以约束，以免引起指挥北伐的国民党将领们的对抗，他们中间许多人显然都是地主出身。后来，在托洛茨基的攻击下，斯大林不得不承认发出这个指示是一个错误。

    即使这样，在中国农村，打了胜仗的国民党军官对农会和工会的限制越来越多了。解放地区的政府，特别是江西省，也变得越来越保守了。对于江西地方上的许多共产党员担任地方行政长官一事，中共中央的看法是：“这些同志将失去同群众的联系，我们的党将不再为群众所信任。因此，这些共产党员必须辞职，或者退党。”但是，这个指示刚一下达，莫斯科第七次全会就送来了新的通知，指示共产党员去参加政府，以与国民党分权年轻的中国共产党人，像一个要通过车辆疾驰的公路的孩子，不敢和身边的“大人”松开手，还要时时看着“大人”的眼睛；而年长不了几岁也不十分成熟的“家长”，面对车水马龙的十字路口，也不免晕头转向，“家长”们牵住“孩子”的手自然一阵紧似一阵。

    还有一个情况是，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会议召开之际，苏联党内的分歧正愈来愈尖锐。七次全会前不久，苏共中央和苏共中央执委会联合会议决定给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和其他人以警告处分，并决定免除托洛茨基的中央政治局委员职务。关于中国问题的讨论，原是第七次扩大全会的主要议程，但也染上了宗派斗争的色彩。

    11月初，当中国北路战事停顿期间，蒋介石的部队向东推进，于11月3日占领九江，11月9日占领南昌。当时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已经完成了执行委员会第七次全会的准备工作。布勃诺夫、拉斯考尼科夫和维经斯基被委托起草《中国问题提纲初稿》。布勃诺夫在对中国进行短期访问后，回到莫斯科作了军事方面的情况介绍，并提议：为了利用国民党及其拥有土地的军官，借以掌握全中国的政权，共产党人必须支持北伐。这就意味着要不顾一切地防止土地革命。

    斯大林看完布勃诺夫等人起草的提纲，放到大写字台上，便把转椅转向窗口，久久地、默默地凝视花园。总书记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