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5月14日，是共和国最后一位元帅聂荣臻的最后一天。当生命的最后一个黄昏降临时，两位老秘书照例来到元帅床前。看完电视新闻以后，元帅向秘书问及的最后一个问题是：“南昌起义、红军时期的几份文电是否收进（聂荣臻）军事文选？”

    秘书回答：“都收进去了。”

    元帅又问：“什么时候能出版？”

    “出版社的同志说，今年建军节前一定出版，请您放心。”

    “那就好。”元帅脸上显出满意的笑容。好像是做完了心中想做的一切，留下了想留给这个世界的一切，10点钟，他入睡了。只是没有了平日的鼾声，也没有了心跳，他静静地躺着，没有再哼一声，没有再说一句话。

    一个世纪老人离去了。他为什么在生命的最后一刻还在关心南昌起义的事情？

    “八一”，是弥留者的话题；也是“受难者”的话题。南昌一把火，红了半边天。十年之后，国共合作，共同抗日。蒋介石在第二战区将领会议上，询问一二零师师长贺龙：“现在部队装备情况好吗？”

    贺龙从嘴里拔出长长的旱烟袋杆，说：“装备很差啊！枪都是秃的（指没有刺刀）。我们在塞外，天气很冷，军官士兵都没有皮大衣，没有皮帽，子弹也少得很。”

    蒋介石点点头：“喔，困难不少。”过了一会儿，他突然话题一转问贺龙：“民国十六年，你为什么好端端的军长不当，去参加共产党的南昌暴动？”

    贺龙爽直地回答：“我和委员长政见不同嘛！”

    蒋介石竟一时语塞。看来，南昌暴动在蒋介石心目中的分量也不轻。

    文化大革命的风暴席卷全国之时，“专案组”向贺龙发起攻击的“第一批问题”又是1927年的事，他们怕贺龙脾气大，不敢当面提问，而是“背靠背”提问题，要贺龙回答：“南昌起义你干了些什么阴谋活动？你要如实交代你的罪行”

    贺龙看完这张写满问题的纸，往桌上一摔，怒不可遏地吼道：“真是活见鬼，哪里有这样的事！”

    一连几天，他心里跟着火一样，吸烟很多，说话很少，不时地在屋里走来走去。有时他突然坐下来，打开笔记本，用毛笔在上面不停地写着“冤枉”两个字。那“冤”字他写得特别有力，最后的一挑，写得又细又长，好像要把天戳个窟窿似的。

    冷静下来以后，他以为只要把每件事情的来龙去脉说说清楚，中央和毛泽东都能明白真相。他开始回忆参加南昌起义的过程，包括每个细节，他说，让夫人薛明记录。然而，当人们终于再把这位伟大的起义者视为英雄之时，英雄的尸骨早已成灰，什么也听不到了。

    当起义最重要的领导人周恩来来到贺龙灵堂前，因无力保护贺龙而让他五内俱焚一般地痛苦、连续7次在贺龙像前鞠躬的镜头谁也不会忘记，人们不难想像，一个经历过无数风云以机智雄辩而著称的周恩来竟语不成句，只是呼唤着薛明的名字，这是怎样的一种悲痛？

    最关心南昌起义这个话题的自然应该是周恩来。但他谈得最多的不是起义的意义，而是失败的教训。周恩来何以要对南昌起义中的错误“经常讲，反复讲”？

    不幸的是，“八一”这个响亮的字眼，曾几何时竟成了阴谋者的一块心理障碍。当林彪尚未红极一时，与罗瑞卿大将尚未交恶时曾吐露过心声：“我们的威信不够吧？因为我们不是南昌暴动的领导人呀！”

    这就构成了许多人的悲剧。到林彪爆炸前，否定一切、打倒一切的口号已经成了一种时髦。只要不是毛泽东、林彪领导的事情都会受到怀疑，南昌起义自然不可避免。于是有了要以“9月9日为建军节”的呼吁；有了外国使节到了南昌也不安排参观八一起义纪念馆的先例，理由是“纪念馆正在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