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她卖弄风情地说，“你说该怎么办，铁木尔？”

    在美国，铁木尔用的是“蒂姆”。“9·11”事件后，他改了名，并且声称，自此以后他的生意差不多翻了两番。他告诉伊德里斯，改成这两个字，给他事业带来的好处比大学文凭还要多——如果他上过大学的话。他没上过。伊德里斯才是巴希里家族的大才子。可是这次回到喀布尔，伊德里斯听到他总是自称铁木尔。这种表里不一当然无伤大雅，甚至非这样做不可，可还是让人耿耿于怀。

    “刚才在里面的事我很抱歉。”铁木尔说。

    “也许我惩罚你。”

    “悠着点，小乖乖。”

    阿姆拉把目光转向伊德里斯。“成。他是牛仔。你，你安静，懂事。你是个……怎么说来着……内向的人。”

    “他是医生。”铁木尔说。

    “噢？那么这一定吓着你了。这医院。”

    “她出什么事了？”伊德里斯问，“罗诗出什么事了？谁干的？”

    阿姆拉一下子变得严肃了。再讲话的时候，她的脸带上了一种母性的坚定。“我为她战斗。我和政府，和医院的官僚，和王八蛋神经外科医生战斗。每个步骤，我为她战斗。我不停下。她没有任何人。”

    伊德里斯说：“我本来以为她有个舅舅。”

    “他也是王八蛋。”她弹了弹烟灰，“成。你们为什么来这里，小家伙们？”

    铁木尔一开口就滔滔不绝，总的来说还算实话，说他俩是堂兄堂弟，苏联人蜂拥而至以后，他们两家人就都逃出去了，先在巴基斯坦待了一年，八十年代初在加利福尼亚安顿下来，这是二十年来他俩头一次回国。可他又说，他们回来是为了“寻根”，为了“教育”自己，为了“见证”这么多年的战争和破坏造成的后果。他说，他们想回美国唤起人们的认识，募集资金，以图“回报”。

    “我们想有所回报。”他说。他把这句套话讲得那么真诚，真让伊德里斯害臊。

    铁木尔当然不会道出他俩回到喀布尔的真正原因：索回曾经属于父辈的房产，他和伊德里斯十四岁之前住过的那幢房子。由于数以千计的外国救援人员突然涌入喀布尔，需要地方落脚，那座房产的价值如今已大大地飙升了。当天上午，他们去过那儿，去了那房子，现在那儿住了一群破衣烂衫、面色萎靡的北方联盟士兵。他们正要离开的时候，遇见了一个中年男人，他住在马路对面，隔了三户人家。他名叫马科斯·瓦尔瓦里斯，是个希腊来的整形外科医生。他请他们吃了午餐，还提出来带他们看一看瓦齐尔·阿克巴尔汗医院，他为之服务的非政府组织在那儿有间办公室。他还邀请他们出席当晚的派对。到了医院，他们才听说那个女孩儿，无意中听到的——正门台阶上有两个护理员在说她的事，然后，铁木尔便用胳膊肘顶了顶伊德里斯，说：老兄，咱们应该去瞧一眼。

    对铁木尔的故事，阿姆拉好像听烦了。她丢掉香烟，紧了紧橡皮筋，把金色卷发扎成发髻。“成。我今晚会在派对上看到你们小家伙吗？”

    是铁木尔的父亲，也就是伊德里斯的叔叔，把他们打发到喀布尔来的。在过往二十年的战争中，巴希里家的老房子已经多次易手。重新确立房主的身份需要时间和金钱。阿富汗的法庭上已经积压了好几千件房产纠纷的案子。铁木尔的父亲说过，他们得“活动”一下，才能打通阿富汗官僚机构臭名昭著的懈怠和拖延，说白了，就是“找对人，送对钱”。

    “这是我的强项。”铁木尔说，好像谁不明白他精于此道似的。

    伊德里斯的父亲已经在九年前去世了。他跟癌症较量了很长时间，最后死在了家里，妻子、两个女儿，还有伊德里斯陪在床边。他死的那天，家里乌泱乌泱来了一大帮人，叔叔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