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2年永别的46年间，他当面讲的唯一的一句表扬我的话。

    本书首次发表的《从延安到西柏坡》日记片断，之所以特别珍贵，因为它是全国独一无二的史料。我从小爱写日记，一本又一本，尤其到了延安，每天坚持写，而且是当作散文练笔，每天的日记都有一个小标题，一个中心。可惜，在战争环境下，随时都要做好被敌人俘虏或牺牲的准备，而日记是最容易泄露秘密的。在转战陕北途中，每次行军前，昆仑纵队“四大队”（新华社）大队长范长江先要集合队伍宣布纪律，第一条就是日记要烧掉，而且，他那双锐利的目光不时盯着我看，因为他知道我一直在写日记。这样，我必须把日记烧掉，再舍不得、再心疼也要全部烧毁。待行军到了新的驻地，我又赶紧把烧掉的日记内容追忆写下，好在我当时还不到18岁，记忆力特别好。然而，又要行军了，日记又得烧，这样烧了又写，写了又烧，不知经过多少个轮回，自然剩下的就越来越少，直到1947年12月党中央毛主席到了杨家沟，战局才稳定下来，日记也保存下来，几乎可以出一本厚厚的书了。万万想不到，“文革”大难临头，胡乔木被批斗、抄家，我的日记虽和机要文件一起藏在保密室的铁柜子里，但终究是要被查出来的。而日记里写了多少人和事啊！一旦被发现，那要连累多少人呀！思之再三，我终于在1968年初春，把几十个日记本扔进熊熊大火里烧了。庆幸的是，烧之前，我把转战陕北的日记，尤其是1948年3月离开陕北过黄河到西柏坡这一段摘抄了一点点。就是现在发表的这一点点，三万多字，尽管少得可怜，然而却是无价之宝。

    在范长江率领下，新华社转战陕北的人，从最初20多人到后来的120多人，没有一个人写或留下日记，如今活着的也只有五个人，除我之外，还有张连生（88岁）、秦学（89岁）、杜牧平（91岁）、李宏烈（89岁）。日前，我一一给他们打了电话，只有张连生头脑清醒，兴奋异常；其他三个人都开始糊涂了，或者听不见，或者说不清。他们四个人都是搞后勤和电务的，编辑部至今就剩下我这个刻蜡板的文书，脑子还算灵活，毕竟我是他们的“小弟弟”呀！

    在这里，我衷心祝愿老大哥们健康、幸福、快乐！

    当我写完《后记》时，又找到了一位1947年12月到杨家沟的郝亮平，蒙他题词祝贺，特向这位“四大队”的“小老弟”表示感谢。

    《昆仑纵队》和《巍巍昆仑》既然是“孪生姐妹”，那么，《中央领导与〈巍巍昆仑〉》这部回忆录，自然就成了这对“双胞胎”的“母体”。只有看了回忆录，你才能了解《巍巍昆仑》这部转战陕北的史诗巨片，从孕育到难产，经过多少曲折才终于出世。

    我不相信“轮回”，但历史确有惊人的相似、循环和巧合。30年前，我请中宣部的挚友刘祖禹为《昆仑纵队》写了序言，但没有署他的名，而以“人民日报出版社编辑室”名义发表。30年后，他又热情地为再版《昆仑纵队》写了《序》，题为《曙光就在前头》，并署了他的名。对此，我向他表示诚挚的敬意和感谢。

    知恩图报。我要深深感谢新华社上海分社、人民日报社、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中共中央宣传部、总政文化部、八一电影制片厂、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一切支持与帮助我创作《昆仑纵队》的朋友们，感谢四川文艺出版社的同志们为出版此书所付出的辛勤劳动。

    这里，我要特别感谢原上海《解放日报》总编辑王维，他比我年长十岁，至今思维敏捷，30年前的往事记忆犹新，应我的请求，欣然挥笔题词。感谢原新华社上海分社社长杨瑛当年对我的热情支持。如今她耳朵已聋，不仅写了很长的一段话表示祝贺，又专门写信给我：“谢谢您没有忘记我！”我是一个十分怀旧之人，杨瑛是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