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

    毛泽东的这句名言，通俗易懂，寓意深刻。

    精神是什么？是灵魂。没有“一点精神”的人，就是没有灵魂的“行尸走肉”。

    那么，人要有什么样的精神呢？

    作为一个中国人，要有爱国主义精神。

    作为一个共产党员，要有共产主义精神。

    作为一个记者和作家，要有为人民服务的精神。

    在中国，凡是爱国者，都要有一种“愚公”精神——这是红船精神、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雷锋精神、“两弹一星”精神、载人航天精神……一切精神的共同点和根本点，而且是我们中华民族所特有的传家宝。

    50年前，我在《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通讯《看愚公怎样移山》，引起了普遍的共鸣，从党中央到各地农村党支部，都产生了强烈的反响；至今还有人念念不忘。为什么？不是我的文章写的多么好，而是沙石峪人用“愚公”精神创造了“青石板上创高产”的奇迹令人感动，它生动地体现了毛泽东倡导和阐述的“愚公移山”精神。

    我认为，“愚公”精神的核心是：“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下定决心——这是做事的前提。1946年6月，周恩来要范长江把转战陕北“这一段写出来”；1965年6月，范长江最后一次握着我的手说：“小鬼，你继续干！”在长达19年的时间里，范长江千方百计要把转战陕北的电影剧本写出来，即使在医院里他也写出了故事大纲，这说明他下了多大的决心啊！

    “四人帮”粉碎以后第三天，预感到组织上要重用我这个“老干部”了，我赶紧给时任新华社社长的朱穆之写信，希望调离新华社上海分社，让我专心从事文艺创作。此时，我还不知道范长江已被迫害致死，一心想到北京去找他，帮他完成转战陕北的电影剧本。范长江找我当助手一事，谁也不知道，只有范长江夫人沈谱最了解。我给朱穆之的信里也没有谈及此事的经过。这种没头没脑的信，当然如泥牛入海，杳无音信。直到北京的朋友写信告诉我，范长江已不幸去世，这才使我下决心去北京当面诉求。1979年初夏，我专程去找继朱穆之后担任新华社社长的穆青，把事情的来龙去脉，尤其是要完成周总理、范长江的遗愿向他倾诉。不等我说完，他便动情地说：“你写！我支持你！”从此，我决心下定了。

    “不怕牺牲”——这是做人的考验。要奋斗就会有牺牲。有“舍”才有“得”。问题是，舍什么？得什么？“四人帮”刚刚被粉碎，迫切需要“揭批查”，我作为一个老党员，又是新华社上海分社党组副书记，义不容辞地负责这项工作。我不能“撂挑子”一走了之，可我又急切地要去创作，这就发生了矛盾。工作与创作，哪个更重要？当然是前者，而不是后者。“个人服从组织”、“服从工作需要”，我只能在工作之余，兼顾创作。经总社领导同意，又得到上海分社同志们的理解和支持，我才得以顺利地进行创作，做到了工作与创作“两不误”。

    创作还是当官？这是一个记者和作家常常要面临的选择。上海是“四人帮”的重要基地，“揭批查”很重要，注入新鲜血液更迫切。我经受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朝鲜战争的锻炼，又是年富力强的“老延安”，自然成了选拔的对象。中央工作组找我谈话，我毫不犹豫地选择当记者，不当官。有些老战友，特别是当年新四军时代的老师何成、女作家菡子、著名戏剧家杜宣等人，竭力鼓动我去当官。据上海市委“二把手”胡立教后来透露，他们为此事专门请示胡乔木，征求他的意见，因为我曾是他的秘书。胡乔木说：“当宣传部长不行，当副部长可以。”此事未成，不少朋友为此感到惋惜，而我却欢呼“解放”，如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