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装一台简易的电动机。然而，直到那年夏天，我的试验才算完善了。当我看到在没有滑动触点和整流器的情况下，不同相位的交流电让电机转动时，我感到十分满意，因为这和我一年前的构想是一致的。但是，这种高兴与接下来的第一次展示获得了成功后的那种极致的快乐是无法相比的。

    我的新朋友索辛先生是斯特拉斯堡市的前任市长，我向他介绍了我的这个装置以及一些其他的发明。他极力支持我，并将我的发明介绍给了一些富翁，但令我感到屈辱的是，他们对此毫无反应。他用尽一切方法来帮助我，1919年7月初发生的一件事，让我对这位热心人的“帮助”一直铭记于心。这次帮助不是在经济方面，但我依然对他充满感激。1870年，当德国人入侵本市时，索辛先生埋藏了一瓶1801年生产的极佳的圣埃斯蒂菲酒，他认为除了我，没有人有资格喝这么名贵的“饮料”。可以这样说，这是最令我难忘的事情之一。他催促我尽快返回巴黎寻求帮助，这也是我急于想做的。但是，我的工作和旷日持久的谈判被各种各样的小麻烦阻碍了，以致情形有时看起来不可救药。

    我想分享一下我的相当有趣的经验，关于德国人的一丝不苟和“效率”。我们打算在走廊上安装一盏16功率的白炽灯，于是我让电工铺设电线。工作了一会儿之后，他觉得必须征求一下工程师的意见才能继续工作。工程师提出了一些反对意见，但最终同意将灯安装在距离我指定的点两英寸距离的位置。于是，工作继续进行。一会儿之后，工程师开始担心起来，他告诉我应该通知质检员埃夫戴克。这个重要人物到来之后，经过他的实地考察和与大家讨论的结果，决定将位置转移两英寸，也就是我最初标记的地方。然而，不久之后，我们的质检员开始胆怯起来，他劝我不要急于动工，他已经向质检督察希罗尼穆斯通报了，我们应该等待他的决定。几天之后，这位大忙人督察才抽身来到工厂，经过两个小时的讨论，他决定将灯的位置移动两英寸。我希望这是最后的改动，但我这一希望很快就破灭了——督察返回来告诉我：“冯克是如此的苛刻，以致我在得到他的明确批准前，不敢对这个灯的位置做出决定。”为此，我们又为接待这位伟人而做相应的准备。我们从一大早就开始打扫，清洁各种用品，热烈欢迎冯克和他随从的到来。经过两小时的深思熟虑，他突然喊道：“我得走了！”他命令我把灯安在天花板上他指着的那个位置——那正是我最初选择的地方！

    情形虽然日复一日地变化着，但我决心不惜一切代价来完成任务，而最终我的努力也得到了回报。1884年春天，所有的问题都得到了解决，设备被正式接受，我满怀憧憬地回到了巴黎。公司的一位负责人曾向我承诺，倘若我能将问题成功解决，就可以得到一笔奖金，以及依照我对发电机所做出的改进给出公平的报酬，我希望那是一笔丰厚的奖金。公司有三位负责人，为求方便，我用A、B、C来分别指代他们三人。当我拜访A时，他说B有发言权，而B认为只有C才可以做决定。C非常肯定地告诉我，只有A才有权利实施决策。经过几番互相推诿，我终于意识到我的奖金如西班牙的城堡般遥不可及。

    筹集发展资金是另一个彻底失败的尝试。就在我感到无比失望之时，巴彻勒先生建议我去美国为爱迪生设计新机型，于是我便决心到这个遍地黄金的国度去试试我的运气。然而，我差点就错过了这次机会。我将自己的一部分资产变卖了，预订了座位，当我赶到火车站时，却发现火车已经启动了。而恰巧在这时，我发现我的钱和车票都不见了，接下来该怎么办可是个问题。赫尔克里斯，回想起这一行为，不禁惊叹自己以前是多么的愚蠢。

    会见爱迪生是我生命中非常难忘的一件事。我惊讶于这个优秀的男人在没有先天优势和科学训练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