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整个夏天，联合国军和共产党就战俘处置问题来来回回地提出各种变化微妙的建议，都未获得进展。苏联人和中国人提出的主意，乍一看似乎挺有希望，然后就烟消云散了。其他一些主意都来自各色各样的名流显要，诸如极左翼的进步党总统候选人文森特·哈里南（主张先宣布停火，战俘问题以后再讨论）、墨西哥总统米格尔·阿莱曼（主张不愿接受遣返的战俘，由联合国给予移民身份）。

    参谋长联席会议，还有联合国军谈判团队，列举出了这些建议中显而易见的毛病。共产党求之不得地希望停火，这样他们今后就可以免遭联合国军的空袭。结束交火而不解决战俘问题，将使联合国军在争取所希望的条件时软弱无力。经过一系列的重新统计和重新分类，现在共产党要求归还大约8.3万人，而联合国军发现大约只有7万人愿意接受遣返。（这些数字随着死亡、逃跑和新战俘产生，每个月都在变化。）

    在9月，要求杜鲁门总统打破板门店谈判僵局的压力增大了。尽管立场天天在变，但是国务卿艾奇逊领导下的国务院，似乎愿意接受墨西哥总统阿莱曼计划的一种形式了——立即实现停火，给那些不愿遣返者在联合国其他成员国中的避难权。这一方案给民主党总统候选人艾德莱·史蒂文森带来了明显的政治上的好处，因为“停止战斗”就可以在艾森豪威尔穷追不舍的主要问题上来个釜底抽薪。但是罗伯特·洛维特领导下的国防部反对任何权宜之计的解决办法，这样做的话会暴露出致命弱点，并削弱对敌人施加的军事压力。洛维特说，让步“是不可能打动共产党的，他们只受武力的影响”。联席参谋长们对此都表示同意，他们（用空军参谋长霍伊特·范登堡将军的话来说）宣称，停战会造成匆忙仓促的压力，要求“把小伙子们送回家去”，正如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发生过的那样。

    定夺的重担当然落在杜鲁门总统身上，国务院和国防部意见不一致。总统经常向来访的客人指点他办公桌上的一块牌子：“责无旁贷。”今天的责任在杜鲁门办公桌上了结得干脆利落，而他的决定加剧了史蒂文森竞选注定失败的前景。杜鲁门同意洛维特部长的意见，他看不见“实现停战的真正前景”，除非继续施加军事压力。他希望做出“进一步的军事努力”，迫使敌人接受联合国军已提出的“合情合理的建议”。杜鲁门下令无限期推迟谈判，不要给共产党这样的印象：他们可以指望在将来某个日子重开谈判从而取得让步。

    在两天之后，即9月24日的另一次会议上，艾奇逊警告说，采取无限期休会可能会在联合国引起外交上的问题。艾奇逊流露出了个人紧张的情绪。他那能辩善诱的本事已经把美国带入了这场战争；当大事不妙时，又是这种能辩善诱的本事导致美国去打一场有限战争。现在，艾奇逊似乎决心在他离任前结束这场战争。他看到，如果美国不取得一项停火将会出现无数政治问题，联合国大会可以成立一个委员会来掌控战局，这将“使我们不可能在那里有效地打仗”。艾奇逊注意到了他后面那些强硬的共和党对手，他说，无限期中止和谈将会造成这样的证据：政府对在朝鲜应该怎么办已经不知所措了。那种一直主张联合国军在朝鲜“赶紧了事”的“急躁因素”可能又会死灰复燃。艾奇逊显然是想从战争中脱身。

    杜鲁门坚决不赞成。美国面临着这个问题：“我们是否要在世界上有所作为以从朝鲜脱身？”在这一点上，他表现得比艾奇逊更强硬。杜鲁门不愿意“只是为停战”而谋求停战，尤其是如果让中国还处于能够重新开战的地位的话，他已经辛苦了“七年，以避免第三次世界大战”。接受国务院（他客气地未点艾奇逊的名）提出的那种停战，将会使这个国家恢复到1945年9月的那种状况去，当时“我们拆除了一架庞大的战争机器”，而它本来应当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