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避免直接指责苏联是这场战争真正的罪魁祸首。这一步失策了，它从本质上证实了苏联人的观点：苏联可以用其卫星国来戳美国的软肋，而无须害怕引发美国的直接报复。这就是杜鲁门—艾奇逊在朝鲜政策上的根本失误。

    那么，把我们拖进朝鲜战争的究竟是谁？责任最大的是杜鲁门和艾奇逊。这是一对最不可思议的政治搭档，他们两个人行动一致，极为和谐。杜鲁门的衣着谈吐和举止品行都是小城镇“国际扶轮社”的派头，与之配对的艾奇逊则是奢华讲究、美髯蓬松，其风度举止、谈吐腔调足以扮演一名英国勋爵。杜鲁门的力量在于一种直觉的智力和独立奋斗、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决心；他虽非科班出身，恐怕却是美国历届总统中除去伍德罗·威尔逊这样的学究外，对历史最具有博大精深理解的一位。杜鲁门的问题是没有什么人重视他。因此，1948年杜鲁门击败共和党人托马斯·杜威时，爆出了美国政治生活中最令人震惊的冷门。杜鲁门再也不是靠腐败不堪的密苏里小集团政治发迹起家的那个目光短浅、经营无术的中西部男子服装店老板了。现在这位“意外总统”大权在握，信心独具一格，因为此人终于在其花甲之年卸下了肩头重担，不必再去说服其他人相信他的价值。1948年之后，哈里·杜鲁门就不曾受到过自我怀疑的困扰；他信任自己的直觉，他做出重大决策时，比如干涉朝鲜，行动之快速敏捷，几乎是出自强迫的冲动。先行动起来，以后再论后果。

    杜鲁门的信心是一个克服了多年谦卑低下之感的人的自信。与此相反，迪安·艾奇逊的信心却似乎是与生俱来。艾奇逊毕业于格罗顿高中和耶鲁大学，是最高法院法官路易斯·布兰代斯的高足。他才智横溢，几乎令人震惊。1950年，在他57岁时，曾是华盛顿最著名的科文顿—伯林法律事务所的合伙人，还在罗斯福手下做过财政部副部长，并于1941年到1947年在国务院身居高位。艾奇逊的力量在于，他有一种能将诸如外交与货币政策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处置得当的本领。杜鲁门政府中的一名官员在谈到艾奇逊时说道：“教长（他的诨名）本来是可以兼国务卿和财政部长二职于一身的。”

    1949年1月，杜鲁门让艾奇逊重返政府出任国务卿。尽管杜鲁门精通国内政治，但他意识到在外交事务方面需要专家指点。一个具备欧洲人眼光的人出任此职时机已经成熟。始于1947年的“马歇尔计划”正向欧洲提供大批经济援助，建立于1949年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正在全力对抗苏联的扩张行为，这种扩张已经使捷克斯洛伐克遭到了颠覆。艾奇逊了解欧洲，并对杜鲁门一片忠诚。他常常对国务院的同僚们说：“我对之负责的选民只有一个人，他就是杜鲁门总统。”

    当然艾奇逊也有缺点。他那十足的自信心常常把他的聪明才智转化为傲慢自大，此人从来不知谦虚的含义，也不懂得何时应该缄口不言。他对敌手宁肯出语尖酸也不愿意好言相慰，其实这些人的支持对他极为有利。在一次国会秘密听证会上，他把参议员肯尼思·惠里刺激得暴跳如雷，这位内布拉斯加州的共和党人狂怒之下竟冲过桌子挥舞拳头，艾奇逊则抡起胳膊还以颜色，事态后来恢复平静。其结果是，艾奇逊在华盛顿的朋友寥寥无几，甚至在白宫里也是如此。当然，哈里·杜鲁门除外。

    1950年，艾奇逊在政治上也出过问题。共和党对手要他对把中国“丢失”给了共产党政权负重大责任——在此前一年，共产党政权把蒋介石的国民党政府赶下了台。他们指责说，艾奇逊的罪过在于发表了一册关于美中关系的大部头的白皮书，其中把蒋介石贬成是腐败无能、不可救药。共和党人说，这一文件给那位“大元帅”的垮台雪上加霜。嗣后，1950年初，艾奇逊又说他不打算“背弃”阿尔杰·希斯，这番话固然仁慈友爱，但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