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为了写一本有关20世纪50年代美国的新书，及至1977年阵亡将士纪念日的时候，已经苦苦奋斗了一年，而且不是很愉快。我本想把这本书作为我的《美好年代》（TheBestYears，1945—1950）一书的续篇。《美好年代》讲的是从1945年8月日本投降日到1950年6月朝鲜战争开始这一时期的美国。遇到的问题很多都令人烦恼，因为大战刚结束后的美国，与其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的差别并不是特别明显。因此，在阵亡将士纪念日这一天，我向一位相熟已久的老新闻工作者罗伯特·谢里尔抱怨这些问题。

    “见鬼，”谢里尔建议说，“别去理会全面的历史，写朝鲜战争好了。”谢里尔此人博览群书、无所不读，他注意到还没有出版过一本关于朝战的完整书籍。确实出了一些将军和政客的回忆录，还有一些分析文章和修正的史料，它们在质量和可信程度上各不相同。但是朝战的全貌呢？“这样的书还没有人写过。”谢里尔说。

    谢里尔的建议来得正是时候。当我开始到处搜寻朝鲜战争的资料时，发现其数量和质量都令人称奇：它们要么是按政府正常的解密时间安排，首次出现在公开领域，要么是通过《信息自由法》可以获取。因此，本书很大部分是依据了以前未曾发表过的材料，从某种程度上说，也就是“五角大楼朝战文件”。通过《信息自由法》，我得以阅读华盛顿与其远东战地指挥官之间数以百计的电报（之前曾是绝密的），首先是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然后是他的继任者马修·李奇微和马克·克拉克。我在国务院的电文中，看到了美国政府对于南朝鲜总统李承晚的真实看法，官方说法是“勇敢无畏”，私下则说他是“一个失去理性、缺乏逻辑思维的狂热分子”（如总统特使沃尔特·罗伯逊于1953年7月就这样说他）。在由国家安全委员会和参谋长联席会议工作班子提供的简报文件中，我看到了政策的形成过程。通过华盛顿一个相对精悍的、叫作中央情报局的新机构的定期评估报告，我得以观察战事的进展。在到马里兰州苏特兰的一个联邦档案库之行当中，我发现了许多尘封已久的板条箱，装的是远东司令部在朝战前和朝战中提供的《每日情报综述》。作为一个局外人，我难得一窥国家重要决策所依赖的原始情报数据。我奔波于各个军事图书馆、总统图书馆和其他图书馆、档案馆，为进行访谈而旅行。足迹所至，看起来就像一场全国政治竞选的旅行日程，或者像是一名逍遥法外的银行大盗，飞快地开着一辆汽车，带着一张拙劣的地图，到处狼狈奔窜。

    任何牵涉到调研工作的写书过程，偶然的运气经常不可避免地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经过双方熟人的介绍，我得以同汉斯·托夫特进行多次长时间访谈。他是一名魅力十足的丹麦裔美国人，一位间谍大师。在朝战的早期阶段，他曾在朝鲜进行中央情报局的秘密行动。托夫特的住所离我在乔治敦的家只有几个街区，步行可达。他有着惊人的记忆力，并辅之以过去行动报告的副本，甚至还有照片。我问他为什么以前没有用过这些材料，托夫特回答说：“没有人问起过这些。”

    还有一些有趣的资料则以环环相扣的方式获得。当迪安·艾奇逊准备写他的回忆录《诞生中的总统》时，他把国务院的原旧部轮流召到普林斯顿大学进行自由讨论——产生的记录多达数千页——以此来证实自己在出任国务卿期间的记忆。其中一位参与讨论者是保罗·尼采，他曾经一笔带过地提起，麦克阿瑟的情报部门首脑查尔斯·威洛比少将有一次承认，自己任意篡改情报评估报告，以迎合上司的胃口。我写信给尼采，问他是否记得是从哪里听说威洛比讲过这样的话。尼采写了一封长达两页的单行距的信来回答我的问题。这封信提供了有关威洛比的进一步的材料，最后还“顺便”建议我找查尔斯·伯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