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校董事会处理。于是我像处理IBM事务一样开始着手此事，我成立了一个工作组，由具有影响力的董事会成员组成，对此事展开调查，最后我们打发这个老师走人，还以董事会的名义给了他一笔钱，责成他接受心理治疗。这件事情到这儿本来就完了。但校长回来后对此毫无表示，我一下子火了，冲着他大嚷大叫了一顿，把他也给彻底惹毛了。我过后才意识到自己不该对他表现得如此不友好：他是个有才干的校长，对这个学校而言比我更重要。我们之间的争执传到了董事会，我试图作出补救，提出捐钱赞助校长的某个教学项目，尽管他提出的那些项目计划在我看来都不值一提，但董事会拒绝了我。

    最后我被迫辞去了校董会董事长一职——这发生在一次董事会议之后，在这次会议中，我差点对一位支持校长的董事大打出手，那是个有名望的银行家。他指责我太自私了，于是我抓住他的胳膊，把他身子扳过来面朝着我，幸好这时有人在我身后说了句“别做傻事”，要不然我准会一拳打在他脸上。这次事件极其严重地损害了我的名望，我再也没有被邀请加入过格林尼治镇上的任何一个董事会。

    我在家里的脾气来得快也去得快，而且我父亲曾跟我说过，夫妻是床头吵架床尾和。所以我一旦冷静下来，意识到自己的错误，就会走到奥莉芙身边，把她抱在怀里，为我不可原谅的行为道歉。每当我那反复无常的坏脾气把家里搞得乌云密布的时候，是她的耐心和理解维系着我们的家。她能让你觉得她是发自内心地深深爱你，她对我的温柔体贴常常让我觉得惭愧不已。

    像所有为人父母者一样，奥莉芙和我一直努力改进我们教育孩子的方式。我觉得我父亲从未留出足够的时间过自己的生活。他永远是IBM先生：不是在工作，就是在某个社交场合为自己和公司赚取名声。我从未想过像他那样让IBM占据自己的全部时间，而且我还年轻，有精力同我的孩子们做些我父亲从未同我做过的有趣事情。我将几乎所有的周末都留给我的孩子，带他们去放风筝、野营、驾船航行，我带他们进行各种冒险，竭尽所能地让他们感到快乐。

    奥莉芙只有一个哥哥，所以总是很向往有个大家庭。20世纪30年代末，她曾有机会近距离地观察过一个大家族的生活：肯尼迪家族。尽管当时约瑟夫?肯尼迪——即肯尼迪总统的父亲——已是驻英大使，但这个家族尚未被人们熟知。在偶然的机会下，奥莉芙同杰克（约翰?肯尼迪）及他的两个妹妹在学校成为了朋友，她会在暑假的时候去海厄尼斯港同他们待上一段时间。我们家的周日晚餐会从某种程度上说就是从肯尼迪家仿效来的。奥莉芙会为每次晚餐会指定一个讨论的话题——它可能是任何话题，从马匹到日本——但话题只有一个，要是你想插得进话，还真得做一番功课。在肯尼迪家举行的聚会上，谈论的话题总是严肃的——政治、时事、国际新闻……讨论由约瑟夫?肯尼迪大使亲自主持，在一次讨论中他做了这样一件事情，给我妻子造成了深远的影响：那天讨论的话题是某个社会名流，爱德华?肯尼迪——当时只有大概5岁——举起手来说道：“他的头发卷卷的！”他的哥哥姐姐们闻言都捧腹大笑，但肯尼迪老先生咆哮道：“安静！”然后他俯身看着小爱德华说：“你是个非常善于观察的年轻人。”他有自己的一套办法让孩子们树立自信心，这也是奥莉芙想要给予我们孩子的东西。

    我们在格林尼治的房子有15个房间，总是被孩子们、宠物们和来访的朋友们挤得满满的。房子里装饰着我从世界各地带回来的古怪物件，像是从亚洲和拉丁美洲带回来的各种帽子、太平洋上带有舷外托座的小艇模型。房子后面是一片起伏的草坪，长着几棵大树，我在树上系了一张战时用来拖运物资的大网兜，让孩子们爬着玩。我们还有一架出游时使用的梅塞施米特式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