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失败的恐惧已经成为我人生最大的动力。我想，任何一个担任我这样职务的人，只要不是傻子，肯定多多少少会有所担忧。人生的道路如此漫长，你不知道会在何处跌倒。但父亲去世后我重返IBM时，占据我全部身心的那种恐惧，却是源自意外。父亲去世前，我已掌管公司事务，我甚至因为他的存在导致我无法得到全部的认可而恼怒不已。我没有意识到我在情感方面依然是多么需要他。我还记得自己从阿拉斯加回来后不久的一天，我站在办公室外的走廊上，怔怔地抬头看着那段通往他办公室的楼梯。除了迪克在IBM世界贸易公司的业务之外，整个IBM的重担现在全落在了我的肩上；如果父亲还在，我本可以轻轻松松地继续当上好多年的总裁，而不会觉得承担如此重负。

    我想，如果我表现得好像可以完全取代父亲的存在，将是愚不可及的行为。我没有搬进他那间有着木头镶板的大办公室，而是继续留在楼下原来那间办公室里办公——后来我们将他的办公室改成了图书室。我谢绝了原来由他担任的董事长头衔，只留下他给我的头衔：总裁。有个问题是如何处理他在董事会的职位；我邀请母亲加入董事会，从而解决了这个问题。母亲在父亲身边陪伴了那么多年，许多IBM的员工对她个人都有着耿耿忠心，我不希望失去这些忠心。

    一位领导人去世后可能发生的最糟糕的事情，莫过于他的追随者失去勇气和动力，只会像机器人一般行事。我尽可能快地采取行动以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那年年底，我召集了一百名左右主管级别的员工，在弗吉尼亚州威廉斯堡召开会议，重新划分他们的权责范围，此次人事变动的力度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大。在三天时间里，我们对IBM组织结构作出的改变如此彻底，以至于几乎每位主管返回时的职务都与他们来时不同。

    我之所以选择在威廉斯堡召开此次会议，一是因为它是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地方，二是因为我打算把这次会议开成一次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职能结构重组大会，催生出一个全新的IBM。几乎每一位与会者事前都对会议的内容有所了解，在那间租来的会议室里，你可以感觉到大家心中热烈的期望和激动之情。那一年发生了那么多的重大事件——反托拉斯案件的了结，我担任总裁一职，父亲的去世——每个人都觉得这是一个新的起点。这是IBM在没有我父亲参与的情况下召开的第一次重要会议，我们都知道，从他召开那些帐篷成群、鼓乐喧天的“百分百俱乐部”年会以来，IBM往前走了有多远。公司元老当中，前往威廉斯堡出席会议的就只有乔治?菲利普斯一位了，而他也将在一个月后光荣退休。参加会议的许多都是年轻人，而我这般年龄和经历的则是主流——我当时42岁，从事管理工作仅仅10年。

    我们在会上所做的工作与其说是改组，不如说是创建了IBM有史以来的第一个自上而下的职能结构。它主要是迪克?布伦设想出来的，布伦是个年轻的工商管理硕士，我在头年任命他为公司的组织机构规划师。按照他的设想，我们保留了已经成立的各个产品分部，对它们进行规范，使每个分部经理都有清晰明确的分工，然后给予各个分部更大的自主性，让它们在合理范围内灵活运营。可以说，它们就是IBM的双手双脚。而为了监督各项工作的实施和作出重大决策，我们成立了一个由六人组成的管理委员会，成员有我、威廉斯、拉莫特、我弟弟迪克、米勒和利尔森，这就是IBM的大脑。我让他们每人各自负责IBM的一个主要方面，这样我就有足够的精力通览全局了。最后，我们还组建了一个参谋辅助系统，成员都是各个领域的专家，像是金融、生产制造、人事和公关等。他们的任务是充当公司的“神经系统”，以免迅猛发展的IBM出现内部自相残杀、同室操戈的情况——这种事情在几个月前就曾发生过，当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