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德松。

    贡瓦尔·拉尔森歪着脑袋看着那个名字。

    “是的，看起来像是安德松——或者是安德生或安瑞生，也可能是别的什么鬼字眼儿。虽然我想应该是安德松。”

    安德松。瑞典有三十九万人姓安德松。光是斯德哥尔摩的电话簿上，就有一万零两百名电话用户是用这个姓登记的，再加上附近郊区还有两千名。

    马丁·贝克思考起来。如果利用报纸、收音机和电视，有可能轻易就找到这个打电话的女人；然而，也有可能困难重重。

    不过，到目前为止，整个调查过程还没有碰到哪件工作是轻而易举的。

    他们决定利用报纸、收音机和电视。

    结果没有下落。

    这天是星期日，没有结果应该是可以理解的吧？

    可是到了周一早上十一点钟，仍然没有任何进展，马丁·贝克开始疑虑起来。

    如果要展开挨家挨户拜访，以及电访上千名用户，那就表示他们必须调派一大部分的警力，去追究一个最后可能是白搭的线索。然而，难道没有办法在某种方式下缩小调查范围吗？那座阳台是在一条相当宽广的街道上，那一定是在靠近市中心的某处。

    “一定得如此吗？”科尔贝里怀疑地问。

    “当然不一定，可是……”

    “可是什么？你的直觉告诉了你什么？”

    马丁·贝克投给他一个苦恼的眼神，然后自我振作地说：

    “那张地下铁车票，是在法官路站买的。”

    “但是，我们尚未证明那张票与谋杀案或凶手有所关联。”

    科尔贝里说。

    “那张票是在法官路那一站买的，而且只用了单程。”马丁·贝克固执地说，“凶手留着那张票，是因为他想到回程时可以再用。他从法官路站上车，到玛丽广场站或津肯斯达姆斯运动场下车，然后步行剩下的路程到淑女公园。”

    “这纯粹是猜测。”科尔贝里说。

    “他必须用某种办法支开那个和女孩子在一起玩的小男孩儿。除了那张票，他没有其他东西可以给他。”

    “这是猜测。”科尔贝里说。

    “可是逻辑上完全说得通。”

    “只是说得过去而已。”

    “再说，第一桩谋杀案发生在瓦纳迪斯公园，和那个地段可以整个连起来。瓦纳迪斯公园，法官路站，整个区域都在欧丁路以北。”

    “这点你以前讲过了，”科尔贝里冷冷地说，“纯粹是猜想。”

    “合乎概率理论。”

    “你高兴这么说也未尝不可。”

    “我要找到那个姓安德松的女人，”马丁·贝克说，“我们不能只是坐在这里掐指默算，指望她会自动找上门来，她可能没有电视，也可能不看报纸，可是不管怎么样，她一定有一部电话。”

    “一定有吗？”

    “当然。你不可能是从公共电话亭或借用商家的电话打一通那样的电话。再说，听起来好像她是一边打电话，一边在盯着那个男于。”

    “好，这一点我可以接受。”

    “如果我们要开始四处打电话、沿街探访，那么我们必须有个起始点，必须从某个特定的区域开始。因为我们没有足够的人力去联络每一个姓安德松的人。”

    科尔贝里沉默地坐了一会儿，然后说：

    “暂且把这姓安德松的女人搁到一旁，我们先问自己对这个凶手了解多少。”

    “我们手上有对于他的某种描述。”

    “某种，是的，可以这样一言以蔽之。况且，我们不知道伦德格林所看到的究竟是不是凶手，前提还是他真的遇到了什么人。”

    “我们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