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什么？”科尔贝里问。

    “一张嘀喀。”马丁·贝克回答。

    科尔贝里瞪着放在他眼前桌上那张皱巴巴的车票。

    “一张地下铁车票。”他说，“然后呢？如果你想申请出差费用补助的话，去找会计部门啊。”

    “勃西，我们那位三岁大的证人，在安妮卡死前，从他和她在淑女公园遇见的那个男人那儿拿到这张车票。”马丁。贝克说。

    梅兰德关上档案柜的门，走到他们这边来。科尔贝里转过头来瞪着马丁·贝克。

    “你的意思是说，就在那个人勒死她之前？”他说。

    “可能。问题是，从这张车票我们可以得到什么？”

    “也许有指纹。”科尔贝里说。

    梅兰德靠上前去，一边研究那张车票，一边喃喃自语。

    “可能吧，但是可能性微乎其微。”马丁·贝克说，“首先，车票被车站的查票员撕票时碰过，再者，无论是谁把它送给小男孩儿的，那人一定也碰过，这一点毋庸置疑，但是小男孩从星期一起就把它和蜗牛还有天知道别的什么东西放在口袋里，而且很不好意思的是，我也碰过。此外，车票本身又皱又烂。当然啦，我们会试试看，可是先看看上面盖的票孔。”

    “我已经看过了，”科尔贝里说，“上面盖的票孔是下午一点二十分，十二日，没指出是哪个月。那有可能是指……”

    他住了嘴，他们三个人都想到那可能指的是什么。梅兰德终于开口。

    “这种一元车票100型的，只限用于市内。”他说，“或许可以查出这是何时何地出售的。上面还有另外两个号码。”

    “打电话给斯德哥尔摩电车局。”科尔贝里说。

    “现在已经改名叫斯德哥尔摩地方运输局了。”梅兰德说。

    “我知道。可是他们制服上别的领章，仍然有电车局的缩写ST在上面。我猜他们没钱做新的制服。见鬼了，既然从老城到闸门广场这么一站都要一块钱，怎么可能没经费做新的？一个领章要多少钱？”

    梅兰德已经走到隔壁房间。车票仍然放在桌上，所以他们揣测他已经把系列号码等资料像照了相一样记在脑海里。他们听到他拿起话筒，拨了一个号码。

    “小男孩儿还说了什么？”科尔贝里问。

    马丁·贝克摇摇头。

    “只说他和女孩子在一起，他们遇见一个男人。他只是碰巧才找到那张车票。”

    科尔贝里把椅子往后顶，咬着拇指指甲。

    “那么我们有了一个应该见过凶手，也和他说过话的证人。只是这个证人只有三岁大。如果他再稍微大一点儿的话——”

    “命案就不会发生了。”马丁·贝克打岔道，“总之，当时就不会出事了。”

    梅兰德回来了。

    “他们说会很快回电。”

    他们十五分钟后回电了。梅兰德边听边做笔记。然后他说了“谢谢”就挂断电话。

    果然没错，购买车票的日期是六月十二日，是由法官路地铁车站北向入口的一个售票员卖出的。要进入北向入口，乘客必须通过和经济学院同一边的西维尔路两侧的任何一个入口。

    马丁·贝克对斯德哥尔摩的地下铁网络了若指掌，但他仍走过去看墙上的地图。

    如果在法官路车站买票的人要去淑女公园，他必须在T-中央站、老城或闸门广场转车。这样看来，他会经过津肯斯达姆斯运动场。从那里到女孩儿尸体被发现的地点大约是五分钟的步程。他出发的时间是在一点三十分到一点四十五分之间，加上转车的时间，整个行程大概需时二十分钟。因此在一点五十五分到两点十分之间，这个人应该可以抵达淑女公园。根据法医的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