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点四十五分，太阳升起了。

    街上的车声和昨晚欢宴迟归的人声，早在一个半钟头前就逐渐销声匿迹。打扫街道的机械车已经开走了，柏油路上留下斑驳的湿漉漉的条纹。一辆救护车一路鸣着警笛，在又长又直的街道上飞驰。一辆镶有白色挡泥板、车顶装着无线电天线、旁边漆有“警察”两个白色大字的黑色汽车，无声无息地缓缓驶过。五分钟以后，传来有人用戴手套的拳头敲破商店橱窗的碎玻璃声，然后是逃跑的脚步声，尔后是一辆车急速驶进巷子的声音。

    阳台上的男子观看了这一切。那座阳台很平常，管状的铁栏杆，侧面则是波纹形金属条。他靠栏杆站着，嘴里叼着的香烟的火光在黑暗中形成一个暗红小点儿。每隔一段固定的时间，他就取下香烟，小心翼翼地把烟蒂——剩下几乎不到三分之一英寸长——从木制的烟嘴中抽出来，然后把它和其他烟蒂放在一起。花园小桌上的一只小盘子里已经有十只烟蒂，沿着盘缘整整齐齐地排列着。

    此时四下无声，和任何大城市的任何一个温和的初夏夜一样安静。距离送早报的女人推着婴儿车改装的手推车出现，以及办公室清洁工上班，还有数小时之隔。

    灰色的黎明阴影缓缓消散。第一道曙光迟疑地探向那些五层或六层高的公寓楼，在街对面屋顶的电视天线和圆形烟囱上投下影子。然后，阳光直接落在金属屋顶上，很快地往下滑，悄悄攀上灰泥砖墙的屋檐。墙上一排排无人的窗户，多半都被拉拢的窗帘或垂下的百叶窗遮掩着。

    阳台上的男子探出身子往街上张望。那条街是南北向的，又长又直。他放眼望去，大约可以浏览两千多码的距离。这里曾经是一条大街道、该市傲人的繁华之地，然而四十年前初建的风华已逝。那条街几乎和阳台上的男子同龄。

    眯起眼睛，他可以看出远方有个孤零零的身影。可能是警察。他走进屋内，数小时以来他是第一次进入室内。他穿过客厅，走进厨房。此刻天色大亮，没有必要打开电灯。事实上，即使在冬天，他也极少用灯。他打开橱柜，取出一把咖啡瓷壶，然后量了一杯半的水和两匙粗研的咖啡粉。他把咖啡壶放上炉子，擦一根火柴点着煤气灶。用手指尖碰碰火柴棒，确定火已经熄了以后，他打开水槽底下的柜子门，把熄灭的火柴丢进垃圾袋。他站在炉边等到咖啡滚起来，然后关掉煤气灶，利用等候咖啡渣沉淀的时间去卫生间小便。为了避免吵到邻居，他用完马桶并没有冲水。回到厨房以后，他小心地把咖啡倒进一只杯子，从水槽上用了一半的糖包里倒了一块方糖，再从抽屉里取出一把茶匙。然后，他带着咖啡杯回到阳台，把杯子放在上釉的木桌子上，在折叠椅上坐下来。太阳已经爬得相当高，把街对面一些建筑物的门面，甚至两栋比较矮的公寓，都照得十分明亮。他从长裤口袋里拿出一个镍皮烟盒，把烟蒂一个个捻碎，让烟草灰从指间掉进那只圆形的金属盒子里，然后把烟蒂的小纸片捏成豌豆大小的小圆球，再放回缺口累累的小盘子里。他搅一搅咖啡，慢慢地喝。远处又传来鸣笛的声音。他站起来张望救护车，鸣笛声由小变大，渐渐又由大变小。一分钟以后，救护车只不过是一个小小的白色长方体，在街道北面的尽头转了一个弯，消失了影踪。重新在折叠椅上坐下后，他茫然地搅动已凉的咖啡。他几乎不动地坐着，聆听城市在他周围缓慢地苏醒过来。

    阳台上的男子身高中等，体格适中；他长相平凡，穿着一件白衬衫，没打领带，长裤是棕色的华达呢布料，没有熨过，灰色的袜子和黑色的皮鞋；他的头发稀薄，往后梳，鼻子很大，有一双灰蓝色的眼睛。

    时间是一九六七年六月二日，早上六点半。这座城市是斯德哥尔摩。

    阳台上的男子并没觉察到有人在观察他，他没有任何特别的感觉。他想，过一会儿再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