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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立即推拒,认为在母校,任何人都只是编排在原来学号里的那个普通学生。

    如玉说:“你想岔了。家乡那么偏僻的小地方,能让你在名声上增添什么?乡亲们只是想借着你的例子,鼓励乡间孩子读书罢了。”

    这就很难推托了。我想了想,对如玉说:“这样吧,找一块砖石,嵌在不起眼的内墙一角,上面可以刻一排与我有关的小字。”

    “你拟一句吧!”如玉说。

    我拟定的句子是:

    在这道矮墙里边,有一位教授完成了他的全部早期教育。

    如玉把它记在纸上了。

    爸爸在边上不解地问:“全部?”

    我说:“是的,全部。”

    但这时,我看到了爸爸沮丧的眼神。

    他一定在奇怪,他只是让我在乡下借住了九年,后来我已经在上海生活了几十年,即便也算是“借住”吧,为什么总是对上海那么吝啬?

    在这一点上我丝毫不想与爸爸憋气,只是因为这个问题关及一个人文化心理结构中的某种基元性沈淀,我一时无法向他说明白。

    也曾有几次坐下来想说了,却很难开口,因为这些年一些上海文人正在以“最上海的方式”一次次驱逐我。

    什么叫“最上海的方式”呢?那就是,这些年全国围着我掀起的一次次大批判浪潮,乍一看几个干将全在外地,北京、长沙、武汉、太原、深圳,但所有的提线者却在上海。

    全都是上海的市井文人。态度看似温和,全以朋友相称,甚至称兄道弟,小鼻子小眼,低眉顺眼,偶尔挤眉弄眼,却绝不会横眉竖眼。他们时不时在报刊上抛一点闪烁其词的“材料”,作一点阴阳怪气的“规劝”,等到终于引逗出了外地的叫骂声、杀喊声,他们微微一笑,准时下班,在碗盏间发几句超然之论,然后盘算起做小官、赚小钱的俯仰之道。

    上海也有不少人厌恶这些市井文人,但更多的是旁观者。旁观者也能大致判断事情的真伪是非,但更希望事情的延续,尤其希望看到像“马桶车撞奔驰车”这样有趣的事情的延续。在这种群体气氛中,一个文化人很容易躲入庸常而换取安适,却不容易凭着创造而长久生存。上一个世纪的前半期,上海曾来过一些大格局的创造者,看中的是上海由租界而引发的国际多元文化生态,而不是看中“海派文人”这么一个湿腻腻的头衔。如果上海文化什么时候不再具备创造者的人格温度,不再以现代产业运作的方式保持自由广纳、冒险开辟、无界发散的态势,那么,即便有再多的设施和排场,也失去了灵魂。

    上海在我的中学时代有教育之恩,因此,不管后来我在这座城市受多少罪,挨多少整,经多少咬,也总是默默忍受,只顾以更多的劳作来为它增添一点文化重量,作为报答。十多年前在全国各地考察时深知上海名声太差,还写了一篇《上海人》力排众议,肯定上海文明是中国近代以来最有容量,也最有潜力的地域文明,并为精明而畏怯的上海市民鼓劲打气。后来,我又一再论述,上海人应从小市民而转型为大市民。这些年随着上海的经济发展,情况已经大有改观。但几经折腾我已明白,自己虽然仍然喜欢这座城市的建设管理、衣食住行、生态气息,而在文化上,我与它有很大隔阂。因此这些年来除了探望爸爸、妈妈,已基本不去。

    现在,连爸爸也离开了,只剩下不断用家乡方言叹息着“寂寞”的妈妈,留在那些街道间。

    直到爸爸临终,我都无法向他解释,他当初把我带到上海来这件事,包含着多少生命的悖论。这种悖论并不艰深,叔叔在年轻时已经领悟。

    其实爸爸也领悟了,最雄辩的证据是,他不想让这座城市里的任何一个“朋友”来参加自己的追悼会,他没有留下一份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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