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生了场病，发高烧，我以为病好之前能看见家人，结果是自愈的。十二月初张队来看我，说必须请我吃个晚饭，去个贵点儿的地方。我选了大连海鲜，待业半个月，我都有点儿仇富心理了。

    他让我点餐，我不点太贵的，可也绝不挑贱的。合上菜单我审视他：“你干吗请我吃饭？”

    “我没保下来你，该还你的。”

    “你已经很好了，这是我的事。”

    离职的话题我们都没兴趣往下聊。我低头掰筷子，这是我的爱好，在外面吃饭，或难过，或高兴，我都不自觉地把筷盒里的筷子掰断。待桌上大概攒了二十多段时，张队问我家人回来了没。

    “快了，路上了。”

    “听说那边下雪了。”

    “我以为长白山一年都下雪，长白嘛。”

    他递我双新筷子，说：“我上次才知道，原来你有个继父。”

    “王总？我不记事的年纪就跟他，要不是俩姓，我能以为他是我亲爹。”

    “他在开公司？”他问。

    “谁？”

    “王总。”

    “没有，他就是一工人。我大了不肯叫爸，直呼其名也不像话。他想的，叫他王总，不尴尬也不失礼。”

    “他对你不错？”

    “凭良心讲，是不错。他没儿子，就把我当儿子养。后来他女儿也叫他王总。”

    “不是你妹妹？”

    “不是，他和他前妻的，比我小一岁。”我顿了一下，说，“我们俩没有血缘关系。”

    “她现在在哪里？”

    “不说这个了吧，说出来你会乐的。”

    “哦？那你亲爹呢？”他问，“真的没了？”

    “我印象不深，他带着我哥哥走的。”

    “你还有哥？”

    “我跟我妈留在哈尔滨，我那个姓欧阳的父亲带我哥去的云南。你今天怎么这么好打听？”我把碎筷子拢成一堆儿。服务员陆续上海鲜，我拽只螃蟹揭盖儿，问他最近怎么样。

    “还行，就是轮我一脏活儿。”

    那是我们在一部电影里看到的词，把警察通知死者家属的过程叫“脏活儿”。后来我们就沿用，谁都不愿目睹死者家属各种各样的不可接受的痛苦，“脏活儿”都让新警察干。然后我们会轮流请他吃饭。我也干过十多次“脏活儿”。

    “干吗让你干？”我问，“什么案子？”

    “新来的干不明白。雪崩，一家人都死了。”

    “别唬我，咱这儿还没下雪呢。”

    我低头吃蟹，碰上一有黄儿的。服务员端盘炒螺肉，我让她拿几双筷子，筷盒空了。她瞅着桌上的碎筷子，貌似很有意见。我让她快去。她哼哼两声，走了。

    “是山，”张队拿个贝壳在筷子堆下绕一圈，“这家人开车往下盘，正好一团雪从山上滚下来，砸向这辆车。”

    “哈尔滨哪儿有雪啊？”

    他静了有半分钟，足令我预感到噩耗的时限。接着他在椅子上坐直，松松他的警服领带，一字一句地说—长白山。他又沉默了一会儿，那沉默让我一时什么都问不出来，他说：“他们都在里面，都死了。”

    “你开玩笑？”我连螃蟹都抓不住了，牙齿直打战。我感觉自己只能呼气，无法吸气，耳朵嗡嗡地响，饭店碗碟的声音如警笛声在脑子里震荡。我听见自己问：“在回来的路上？”

    “什么？”

    “我让他们回来的。我本来秋天就该让他们回来的，我干吗非得拖到冬天下雪？”

    “这不能怪你。”

    张队说去洗手间，他有意让出空间给我。我看着他的背影大声哭出来。邻桌的人转身看我，服务生几次过来，都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