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的九回残稿里，刘鹗费了半天力气，花了偌大工夫，安排那个已经更名为环翠的翠环倾慕一位带发修行的女尼逸云，并随之至观音庵出家，也好让老残继续他孑然一身、飘萍四海的旅程。可是，细心的读者不会忘记：刘鹗对于拔救妓女这样的豪杰心事其实是没有多少新奇想法的，因为在首编的第二十回上，老残居然投桃报李地把翠环的“姊姊”翠花赎了身；依样画葫芦送给黄人瑞做妾，简直像年节送火腿香肠一般礼尚往来，连“愿天下有情人都成了眷属/是前生注定事莫错过姻缘”的题词都沿例引了，以为覆案。那么，刘鹗究竟如何看待拔妓为妾这种事呢？倘若他认为这样是“不得已”而且是“不错的”，老残何不就将携着这神仙伴侣，续完其游历呢？倘若他不以为妥，怎么又让老残那样便宜草率地处置了翠花的后半生，而只是因为“看翠花昨日自己冻着，却拿狼皮褥子替人瑞盖腿”，“也是个有良心的，须得把他也拔出来才好”呢？

    这不只是一个人生的道德价值命题，还是一个小说的技术问题。

    诚如刘大绅所言：“此则本从无意，因文势所逼，写成有意。”寥寥数语，显示了一部作品中确有由不得作者操控的自动装置。

    一部《老残游记》绝非只是为谴责两个酷吏而作。在刘鹗那里，之所以沾濡如此细腻浓稠的笔墨写梦境中的帆船过险（第一回）——早经刘大绅拈出——实为对中国现实之影射。如：“蓬莱阁所见之帆船，喻中国；二十三四丈，喻行省数；管舵四人，喻军机大臣数；八桅喻行省总督人数；新旧则喻当时督臣性质；东边有一块，约有三丈长短，喻东三省；船上扰乱情形，喻戊戌政变；高谈阔论人，喻当时志士；汉奸喻自己，因当时一般人固目先君为汉奸也。”（《关于〈老残游记〉》）这个梦境可以视为刘鹗写作此书的初衷：他要借着一个不求闻达、鄙弃功名的医者（上医医国）的眼界足迹来“反映”出具有写实性细节的民间疾苦。这个人之所以靠摇串铃儿走方维生，而非跨马仗剑的侠客，乃是基于两个原因：其一，侠客来自一个不具备写实性叙述要求的类型传统；其二，这个类型传统——公案小说——里常见的、关键性的、拨乱反正的角色正是刘鹗所忧忡疑惧的敌人：清官；他们常常自恃廉洁刚正而昧于体恤民瘼的技术。也正由于这两个原因，刘鹗的影射有了超乎“含沙射影，对号入座”的企图，他似乎更想写出一部历经晚清中国诸般庶民处境的作品。然而，这只是作者在第一回的那个梦里预告的初衷而已。

    的确，经常为后人称引甚至一度入选为中学国文教材的两个段子——明湖居里听黑妞白妞说书（第二回）以及黄河堤上看河水封冰（第十二回）——洵然开中国小说史上所未曾有之奇。刘鹗之前的小说家们向未对庶民活动和自然景观作如此工笔的写实描绘——它们是如此细腻浓稠却又如此孤立地呈现出来。为什么说它孤立呢？因为舍此两段之外，刘鹗已经迹近于不由自主地卷入他必须在小说中完成的任务里去：他必须推动情节。在相当的程度上，推动一则又一则势须令读者“拍案惊奇”的情节是违逆刘鹗那个写晚清中国之实的初衷的。质言之，他没有能力发现传奇故事是写实小说的敌人，一如清官是老残的敌人那样坚决。

    当传奇故事里沦落风尘的妓女出场之后，我们多么无奈地为她升等成青天大老爷的妾而欢喜，可是这是《玉堂春》里苏三和王金龙的段子，一旦转植脱胎到《老残游记》里来，刘鹗便不得不耗掷更多笔墨（有如韩邦庆缝缀《海上花》那样“穿插藏闪”）去替老残纳妓为妾做许多“不得已”、“权宜之计”、“上当”而且还“没做错”的遮掩文章。读者也仍不得不狐疑：老残这郎中才刚在上一回（第十二回）里哀思着：“现在国家正当多事之秋，那王公大臣只是恐怕耽处分，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弄的百事俱废，将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