甚了了”，日后果然如孙氏所言，《海上花列传》“致客省人几难卒读，遂令绝好笔墨竟不获风行于时”。孙玉声其实意不在赞赏韩子云的“绝好笔墨”，而是洋洋自得于他自己的小说畅销：“而《繁华梦》则年必再版，所销已不知几十万册。于以慨韩君之欲以吴语著书，独树一帜，当日实为大误。盖吴语限于一隅，非若京语之到处流行，人人晓畅，故不可与《石头记》并论也。”

    这段话读之令人生厌不只在孙玉声炫耀他的书畅销，也不只在他以风行论成败，而是他从来不知道：小说作者如韩子云者可以有意识地设定甚至决定他作品的读者。韩子云既没有要为不通晓吴语的客省人写《海上花列传》，这本书也从不是为搞方言文学革命乃至搞国语文学革命而撰成。韩子云所示范的是另一个路子——他让书面语脱卸了标准化（官话化、主体化、大众化、通行化）的要求，而使书写下来的文字可以在特定对象（通晓吴语苏白的读者）面前还原成只有这“一隅之地”的人能“听”且“懂”的乐曲；换言之：《海上花列传》这六十四回的小说是一部描述上海租界烟花嫖客景况的总谱。韩子云何尝在意过客省人的耳朵？他在意的是通行吴语这一隅之地的人的眼睛有能力将书面文字即时翻译给他们的耳朵。那么，与其在称道韩子云的方言文学革命之后又将之纳入国语文学麾下聊备一格，何如重新认识这部小说所诉求于读者的其实主要是听觉，其次才是视像？在听觉方面，叙述（京语）和对白（吴语）分庭，泾渭了然；在视像方面，作者更无意于步武《金瓶梅》、《红楼梦》之笔大量经营细腻的场景、服饰、道具以及动作，因为这样的经营设若出现在叙述语中，必然占尽篇幅，适足削弱前述听觉的张力，设若出现在对话语中——改套胡适的话说——不是叫“乞婆娼女人人都生了张笑笑生、曹雪芹的嘴巴”吗？

    说得更彻底一点：韩子云之所以不让他的读者看到太多、太细、太具体的海上之花，正是为了他心目中的理想读者得以听到那花丛间轻轻的开落之声。至于根本听不懂的客省人呢？“性落拓，不耐拘束”（松江颠公《懒窝随笔》语）的韩子云也根本没想让他们懂。这是认真搞方言文学的作家不搞革命的佐证，他们的字典里不是没有京语，只是没有“提倡”、“发动”、“通行”、“风行”、“大众”这一类的词汇。他知道他为何而写，为谁而写。

    胡适不是小说家，不能体贴小说家当行本色的讲究。可是身为一个新时代语文运动和教育的推动者，为了强调“除了京语文学之外，吴语文学要算最有势力又最有希望的方言文学了”，胡适不只说出“江南女儿的秀美久已征服了全国少年的心”这样的怪话，还刻意把《海上花列传》置诸《儒林外史》之上，认为前者的结构“实在远胜于《儒林外史》”，因为《儒林外史》“是一段一段的记载，没有一个鸟瞰的布局”、“只是一串短篇故事，没有什么组织”，至于《海上花列传》“却有一个综合的组织”。可是胡适在论证上，居然把《海上花列传》比之于《史记》的“合传”，以为“合传”之体，须使传中各人互有关系，不可只是“汇编”在一起；胡适说到胆大处，甚至从而臧否起《史记》来。他表示：《魏其武安侯列传》因为文中人物相互有关（同一时代）便优于《滑稽列传》，所导出的荒唐结论居然是：“这种地方应该给后人一种教训：凡一个故事里的人物可以合传；几个不同的故事里的人物不可以合传。”如此一来，非但孔、孟不应合传，鲁智深和李逵、贾宝玉和尤三姐恐怕都不该出现在同一本书里了。

    之所以胶柱鼓瑟若是，恐怕跟胡适一再主张的“布局”（《建设的文学革命论》有谓：中国文学……除了几首实在好的诗之外，几乎没有一篇东西当得“布局”两个字）有关之外，显然还出自一个运动家深沉的焦虑——为了让《海上花列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