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是安娜卧轨自杀之前最后置身的场景——无礼的列车管理员放进一对故作高尚状、用法语侈言高论的夫妇到安娜的车厢里来。正当安娜开始思索：“我想不出一种可以不痛苦生活的处境。……我们全都是为了受苦而出生；我们都知道这个，却都在想办法欺骗自己。在我们看见了事实的时候怎么办呢？”就在安娜这么想着的同时，她听见那个装腔作势的可厌妇人说：“就是因此才给了人理性，以便逃避那使他烦恼的事情。”事实上，此刻的安娜根本不需要那妇人的建言，而她却在这句完全不是针对她而说的话中找到了答案，在下一站，她冲下铁道，算准距离，纵身跃入迎面驶来的两截车厢的轮子之间。

    19世纪70年代晚期，托氏历经了重大的精神危机。在1881年完成的《忏悔录》中，他以“激变”一词来宣示他和他的“圈子——富人和有学问的人的生活”、他的“一切行为、议论、科学、艺术”之决裂。这种决裂是不断持续成瘾的谴责；一旦启动便没完没了，不可收拾。是以到了1898年完成的长篇论文《什么是艺术？》中，他甚至表示：以前他所发表的许多杰作都只是“坏艺术”。从这一点看，托氏本人虽然声称他度过了精神危机，一步又一步接近他自觉理想的禁欲天堂，而“托尔斯泰主义”也成为世人摩挲其文学成就的道德圣袍，然而，他恐怕反而因此而成为精神病史上一个鲜明而独特的典型病例：在一个浑身长满谴责利针——且两端皆锐不可当——的刺猬眼中，自亚里斯多德以来的“理性”大传统又算得了什么？

    在这里，我们暂且不去追究：契诃夫（一度曾罹患忧郁症）是不是另一个精神病患者？而试着理解他是如何走出“托尔斯泰主义”的。1891年，契诃夫已经完成了在他一生中具有转捩意义的库页岛（流刑岛）之旅，亲睹囚犯的生活之后顿悟纲领式的怜悯、同情与一视同仁的博爱只是空言高论，这些东西往往不根据事实即已成立，但是“在俄国，事实过于贫乏而议论过于丰富”。由托氏高贵的情操所主导的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的持续谴责（包括无尽不休的自我否定）之于契诃夫，何异于另一种执迷？托氏追求简约、质朴和纯净的境界在现实中不得不摇身一变成为反对知识文化的累积，这在契诃夫而言，又何异于另一种谵妄（delirium）？在宣布“我再也不要作托尔斯泰主义者”、“不再为托尔斯泰的道德律所动”的同一篇文章里，契诃夫如此写道：

    在这一层反省上，契诃夫激切的用语一方面显示他和托氏一样具有与自我决裂的勇气（契诃夫承认托氏强烈冲击着他的心曾长达六七年之久），另一方面也显示他对“执迷”这一精神状态的夸张反击。对契诃夫这样一位擅长也热爱透过生活事实从事观察、记录的小说家而言：执迷者从来不是一个陌生的角色。在我们再度想起欧莲卡那个近乎病态的“爱的付出者”之前，先看一看那个小公务员伊凡·德米特里·切尔维亚科夫。切尔维亚科夫，蛆虫之意。

    卑微的小公务员伊凡在看戏的时候打了个喷嚏，唾沫星子喷上任职交通部的将军布里扎洛夫的秃顶和脖颈。伊凡赶紧道歉，却敏锐察觉口称无碍的将军眼中有一道凶光。伊凡于是不安益甚，一而再，再而三地道歉，对方终于不堪其扰而光火了，把伊凡轰走。伊凡“什么也看不见，什么也听不见，退到门口，走出去，到了街上，慢腾腾地走着。……他信步走到家里，没脱掉制服，往沙发上一躺，就此——死了”。

    这篇译成中文还不满两千五百字的小说营造了一个小公务员的不朽典型。契诃夫撰写此作时才二十二岁，《小公务员之死》（1882）甚至可以说是契诃夫杰出的短篇经典。在这里，短视的社会主义或写实主义批评家当然可以嚣嚣而言，谓契诃夫“暴露了封建官僚体系对卑微小人物的压迫”或“揭发了达官贵人的阶级嘴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