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也就是英文的“on”；ΙΣΤΑΜΑΙ可以翻译成“站着”、“站在”，也就是英文的“standing”、“tostand”。把这两个字根组合起来则须补充原字根并未容有但是必须赖之以成完整意义的主词和指示代名词。整个πΙΣΤΗΜΗ的意思是“I'mstandingonsomewherehigh．”——“我站在高处”。在一般通用的英文中，它被译为“sce”，中文是“科学”。但是，如果仅以原先的πΙΣΤΗΜΗ按之，我宁可将之视为“学问”；πΙΣΤΗΜΗ同时也是另一个英文字“epistemology”的字根。“epistemology”：“知识论”、“认识论”。

    “我站在高处”。πΙΣΤΗΜΗ，一个站在高处的词。人们将之视为科学，乃是因为科学这个词的意义曾经在漫长的人类历史中被赋以先锋、基础且可信的地位。但是不要忘了：πΙΣΤΗΜΗ站在高处的隐喻。那是一个必须冒险的位置；站在高处，可以看见他人所未及见的事物，而所谓冒险也正在这里：当站在高处可见人所未见者之时，也就等于站在人所及见者的对立面，也就可能站在所谓真理的对立面了。

    站在几乎可以触怒所有中国人的对立面上，我必须说：中国是个普遍欠缺πΙΣΤΗΜΗ的国度。这不只是一个语源探索的问题，也是一个文化内容的问题。“学问”，即使在未遭腐儒累世误解的孔子那里，也从未产生过“我站在高处”的僭越冲动。孔子是个典型的文化悲观论者（CulturalPessimist）。文化悲观论者的积极力量正来自他将自我放置在（一假想的、图像性的）谷底，历史则犹如一顺时摊向谷底又终将在通过自我（的影响）之后推向新的高峰的卷轴。是以于主流儒家所引出的儒家主流导向下，中国的“学问”从未在知识阶层的主动考掘中“站向高处”、冲决知识的疆界。孔子前瞻“三代”——中国信史上最初的三个分裂的王朝，后望“大同”——个最终能回归三代的理想世界；他在谷底。以创建一套权力与知识互哺互馈之建制的平民化教育家来说，孔子其实已经是他那个时代的前卫；讽刺的是：他却示范了一个长达两千四百多年的“我不在高处”的文化传统。

    然而高处并非空无一人。一个从来无法在实践力或影响力上与儒家分庭抗礼的学派——道家（它所引起的误解和曲解不比儒家少）出现过。较可信的史料声称：被冠以道家创始者的老子曾经是孔子“问礼”请益的对象。不过在留下将近五千字支离破碎的哲学散文《道德经》之后，老子神秘地消失在周朝西北隅的版图上；这一自我放逐显然可与老子个人的思想及支离破碎的文本相互印证。老子终极的“弃绝语言”行动是从中国的知识疆界上消失、出走。所谓“绝圣弃智”，彻底与“学问”断离。老子是中国第一位使用辩证法（如“圣人不死，大盗不止”）质疑整个文化内容存在性的思想家。从经营文本书写的结构之中瞻望他杳逝的背影，我们会慨叹他诞生得太早，又隐遁得太远了。

    就在老子迤逦漫漶的背影所及之处，中国有了它第一位小说家——庄子。遗憾的是：伟大的历史学者为了“抬高”庄子的地位而一直将他放置在道家的型录之内，这样做其实是对“道家”（它根本不屑，也反对成为一个“学派”）和庄子的双重误会。

    庄子，一位狡黠的思想家，一位小说家。他是中国有史以来第一个大量创作的具名著述者，在整个春秋时代（东周前期），乃至夏、商以迄西周的千年史上，也是第一个说故事的人。我们很难用近代的、西方的绳墨来标定庄子的角色，因为他的作品比“一个首尾完整的、虚构出来的而又能反映人生与现实的故事”更自由而丰富。我们可以读出《庄子》的哲学（这是庄子其人的作品中最被曲张夸大的部分）、寓言、谈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