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立刻追问了几句，他答得很地道，不是寻常那些偶触纸墨即称师号艺之流的人物，可他也反唇相稽，问了我一句：“你每天写古诗，还会回来写小说吗？”

    “回来”二字用得多么无心而传神，而我的答复几乎是不假思索而出口的。我说：“真不知道这么多年以来写小说是为了我现在写旧诗而作准备。还是现在写旧诗是为了以后写小说而作准备。”

    我的确没有回答他的问题，也没有回答任何关于写小说之允诺、使命或志业的问题。但是在那一刻，我猛然间想起了散原老人的《沪居酬乙盦》：“志怪应逢天雨粟，作痴聊博海扬尘。”真是奇怪，我几乎脱口而出问自己：怎么会想到这两句诗？

    在民国遗老那里，这首诗的起句“楼屋深深”显然是自筑块垒如围城的一个象征，所避者不外就是“民国”——一个在遗老看来简直是无君无父、不忠不孝的修罗场。然而在我这儿呢？即使对人生社会时局世俗偶尔有些愤懑，偶尔有些枨触，偶尔有些不合时宜的侘傺，也犯不着拉开这么大一个排场，说什么“楼屋深深避世人”吧？可是，与我并肩走在秋风里的评论家说得不错——我是很久没有“回来写小说”了。不写小说，隐然有一种悻悻然的况味，像是有意无意同一个熟悉的自己不痛快，或者可以说是同这熟悉自己的世界不痛快。不痛快什么呢？

    从最浮泛的层面来看，半世纪以来，我的确可以说是生于安乐，不及忧患，何以能够矫情到同情散原老人的处境？何以能够“一意孤行向古游”而日夕致力于书法、旧诗，慨然以不与时人弹同调为雅尚？何以能够在乍听某侪流同辈之人一旦操弄笔墨多年，便感动得想起了散原老人的亡国之诗呢？

    或者，我该这么问：那个作为我心里已经失去的国度，该怎样去描述呢？

    在法兰克福的夜街上，我和那位评论家订了个约，说是哪天有空当他从任教的美国东岸再飞回台北之时，或许能够找个机会一起玩玩笔墨。可是我们大概都知道，此约之履践，或恐遥遥无期。大家都忙。

    遥想当年，在上海愚园举行的“五角会”似乎既可以说是一个纯粹的笔墨之会，也可以说根本不是一个笔墨之会。参与者的怀抱初衷，绝非吟咏；但是一旦参与了，无论是从理想或者实践的层面来看，就只剩下吟咏了。无论如何，不待历史的淘洗，此会已经沦为一时之笑柄，人们讪诮这群舍不得又不得不剪去辫子的前朝旧臣，羞之以不达世变，嗤之以不通民情，斥之以不识时务。比起一时之间还幽居在紫禁城里的逊帝来说，这群老者所承受于民国之人的唾骂、轻贱和挫辱恐怕更要多得多。

    在另外一首的《沪居酬乙盦》里，散原老人的头、颔两联已经给予这样的驱逐谑笑以沉痛的答复：“申徒真索形骸外，正则超然醒醉间。彼此是非成短梦，流离踪迹得余闲”。

    “申徒”用《庄子·德充符》里的典故，申徒嘉，一个天生没有下肢的“兀者”，原典说的是申徒嘉反驳他的师兄弟子产的话：“吾与夫子（按：指两人所师事的伯昏无人）游十九年矣，而未尝知吾兀者也。今子与我游于形骸之内，而子索我于形骸之外，不亦过乎！”

    另外，“正则”当然就是指屈原，取意于《渔父》一文：“众人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是以见放。”这里的命意很清楚了，形骸所寄，身家所藏，皆非遗老们的关切，他们心心念念所系者，乃是那个在形骸上已经支离崩毁的国度，还能够以什么样的精神面目继续存在下去？

    在这第二首《沪居酬乙盦》中，还提到一张画。尾联出句（第七句）后面，附以两行作者的小注，说明有汪鸥客为作《山居图》一卷，图中有二老，散原老人以之为他本人与寐叟，于是如此吟道：“所证素毫图二老，吟窗常闭万重山。”说明散原老人非但要避居于世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