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见休罗，又见猪猡屠刀不放，照样成佛

    我在上海，因为是外地人，知道外地人常常被本地人呼为"猪猡"；我在台湾，因为是外省人，知道外省人常常被本省人呼为"猪"；几十年后，且进而演变成"中国猪"，不但猪，且有国籍矣。其实这算什么，有一种猪叫"波兰中国"（Polanda），在美国培养成功，身兼二国之名，只是"中国猪"又算老几呢？

    这种以猪视人的人，其实自己正是中国古典说法中的"豕视"，自己如猪者也，并不是说这种人长得像猪，而是头脑中是猪脑，是"侏罗纪"时代的头脑。我在台湾，每每感到到处是猪脑，而我自己仿佛活在猪猡纪里，因此不论振笔为文，或登台传教，我都寓有杀猪味道，此乃愤世使然、玩世随之，不足怪也。

    我李敖在猪猡纪杀猪，打遍天下无敌手，最后人见人怕鬼见愁。其实所以能如此，凭有文名是不够的，而要有骁名、有悍名，这样才能有上述效果。关于我的骁名与悍名，有一个小故事。一九九一年，活了九十六岁的青年党头子李磺死了。他死前几年，李宁访问他，回来告诉我："李敖你可真可怕，李磺谈到你的时候，都特别把声音放低，并且面露恐惧之色。你说你李敖多可怕！"我闻之大笑。

    我在文星时，刘绍唐创办《传记文学》，托高荫祖介绍，拉我写稿。因为是东北同乡，且待我甚厚，我一直以"大哥"称之。我曾写信挖苦他说，你老兄"有功有过，功在很技巧的显出了（还谈不到揭发）国民党的许多糗事；过在挟泥沙俱下，也帮国民党做了大多不实的宣传与伪证。更可怕的，是你使这些丢掉大陆的罪魁祸首们、祸国殃民的大小浑蛋们，性能在你的杂志上自我陶醉而延年益寿，我认为他们集体能晚死二十年，除了漫无心肝的先天条件外，《传记文学》和荣民医院，两者，是责无旁贷的"。有一次刘大哥同我聊天，提到俞济时对他说："你们搞历史办杂志的人写得很辛苦，可是，"俞济时说着把手一挥，"都是假的！"意思是说，真的你们不知道，我们也不告诉你们。俞济时是黄埔一期的"天子门生"，且是蒋介石多年的侍卫长，独得之秘，过于他人，可是他就是不说。但他通过周之鸣，想见我一面，我拒绝了，因为我深知此辈性格，他们是不敢说真话的。后来他回我一信，回信写好，还是先向情治首长报备后才寄出来，可见此辈小心翼翼的谨慎。所以，我早就打定主意，要杀猪，得自己想办法才成。于是，前后十年之久，我用"李敖的方法"完成了这一大业。

    "李敖的方法"是用第一流的历史家的训练，博览群书，比对史料，然后试图用猪脑的角度去剖析猪，以得出真相。为什么要这样怪招呢？因为国民党是浑东西，我们不可能按照正常情况来知人论事，它不是人脑的问题，而是猪脑的问题。

    因此，揭发黑暗国民党必须靠细腻的分析、准确的处理和深入猪脑的植入方式才行。像我颠覆国民党比雷震他们深入多了，我根本从思想上、历史上下手。国民党怕挖屁股，因为它有烂屁股；但国民党不怕遗臭，因为它是水肥车。雷震他们总是辛苦挖烂屁股，而我则根本上推翻水肥车，证明臭大便来源必是烂屁股，于是形式上没直接挖，事实上却臭气尽出。例如我知道，要颠覆国民党必须先从它的图腾开始。孙中山、蒋介石、蒋经国，乃至李登辉等等，都是图腾。我在一九六五年写《孙逸仙与中国西化医学》一书，就是这种方法，国民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