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acticallyEverybody请他翻译，并代他定名为《都是夏娃惹的祸》和《可以说是人人的盛衰史》付印，由于原作精采、译笔传神，都很受欢迎。陈绍鹏老师离台中一中后，先后在凤山陆军官校、台北师范大学执教多年，那时他应我之请，写了《穆勒自由论是怎样翻译的？》一文，揪出胡秋原的"学术诈欺"；又写《评徐高阮的翻译错误》一文，揪出徐高阮的"学术诈欺"。随后我把这两篇文字在《万岁评论》上发表，也算为故人殷海光出口鸟气。因为胡秋原、徐高阮纠缠殷海光，说殷海光翻译有错误，是"学术诈欺"，我乃写文反驳，指出，其实胡秋原、徐高阮在翻译上的错误，早就是超越前进的"。我这样说，是有许多证据的，因为我看了胡秋原、徐高阮翻译一些东西，就粗略发觉错误错得比殷海光超越前进。但英文纠谬非我专长，我只是粗略发觉而已，若想一一细为揪出，还得劳动专家才成，台湾的英文专家虽不乏人，但是跟我渊源甚深并且我甚佩服的，却是陈绍鹏老师，于是我就找到他来拆穿。发表后，徐高阮已身入鬼录，而胡秋原却脸无处藏，至今一个屁都不敢放也。胡秋原的英文程度，连civil的正确用法竟都不知道，他把civilliberty译为"民事的自由"，殊不知这里的civil是"公民的"而非"民事的"，笑话可闹大了。

    另一位与我有后缘的台中一中老师是姚渔湘老师，他也是北京师范大学毕业，教美术，但却是现代史专家。他独居在一中后面库房式的宿舍里默默写作。此公为名士派，一袭阴丹士林长衫，其脏无比，但比起他的茶杯来，长衫总还洗过，而他的茶杯却从来不洗。茶杯边清楚的有一道他的唇印，上面是半圆形的黑垢，看了非常吓人。他收有不少现代史的图书，整天埋头写跟国民党党史有关的著作。常在报上投稿。

    离一中后，他进了国民党党史会和国史馆，我在开国文献会时，他在同一层楼编吴稚晖的遗著，时相过从。他死的时候，入棺是由我抬他的头放进去的，师生之情，于斯乃见。姚渔湘老师给我最深的印象是：一个人可以那样用功，成绩却那样有限，原因无他，太笨了。他的一生，使我深刻感觉到，人太笨而要用功做学问，最后只证实二点：一、上帝瞎眼，奈何竟对这种人不公；二、学术何辜，奈何竟给这种人来做。

    在一中时，我跟一位老先生有忘年交，此公即庄严先生。

    他与爸爸是北京大学同学，毕业后，即"宣统出宫我进宫"，以故宫博物院为终身职业，直到官拜副院长死去。他的夫人申佩芬是爸爸学生，且是妈妈在吉林女子师范的高班同学。庄严、申佩芬有四个儿子，庄申（庄申庆）、庄因、庄吉、庄灵都与我熟，庄老先生尤其写了一些信和字给我。其中一封是托我代卖陶一珊印《明清名贤百家书札真迹》的，庄严为这书写了序后，陶一珊送他两套，他穷得拿出一套托我去卖，以贴补家用，当时大家生活的艰苦，由此可见。庄严知道我喜爱文物，特别请我到北沟，"利用职权"，拿出王羲之《快雪时晴帖》和《四库全书》一函给我看，那是我第一次看到这些国宝。庄严又托我替他找《元秘史》版本，我在台中中央书局为他欠到一种，他忘了付钱，害得我许久不好意思去中央书局，最后只好提醒他付款。他知道我喜欢书法，特别请他的朋友董作宾先生用甲骨文写了一首词："风片片，雨丝丝，一日相望十二时，奚事春来人不至，花前又见燕归迟"。四十年后，董作宾的儿子董玉京变成我的"御医"，董玉京除精于医学外，并泽及甲骨，我乃请他重写前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