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过镇川堡，晚上住在区委书记崔明道家里。不料，有个特务混进党内，就和一个叫高庆恩的党员住一个院，这个特务探听了党的活动情况和行动踪迹，带着敌军先后逮捕了王守义、高庆恩、毕维周、王兆卿、崔明道、高禄孝。敌人对他们六人突击审讯，严刑拷打，威逼利诱，他们都没有屈服。后来就用烙铁烙，杠子压，灌辣椒水，跪火铁棍，敌人用尽了酷刑，他们六人始终坚贞不屈，没透露一点秘密。敌人没有办法，就在1933年8月3日把他们杀害了。他们临死时还高呼：共产党万岁！打倒国民党反动派！敌人把他们的尸体抛到了河里，河水全被血染红了。他们死得英勇壮烈。以前我很少想起他们，现在蹲了小黑屋，倒常常出现他们的身影，一想起他们，就非常难过，总觉着自己没做好工作，对不起他们。”

    马明方说到这，不禁流出热泪，60多岁的老头子，像个小孩子一样哭着说道：“可是我还不如他们死了好呢！他们死得壮烈，我死也不怕，受委屈也不怕，可死了算什么？”

    他怕我听不明白，又说道：

    “他们受刑是受的国民党的刑，我受的刑算是谁的刑呢！我是叛徒，千刀万剐活该。我不是叛徒，中央也清楚，也早就调查作过结论，马文瑞他们都是知情人，都可作证……”

    我心里说：你到哪里去找马文瑞呢！你找到又有什么用，马文瑞他不能自身有保呀！

    “那次我没有被敌人抓住，敌人抓走了王兆卿等几个同志以。一后，又到处抓我、马文瑞和常学恭等。那天我们正在一个姓姜的家里清理文件，敌人偷偷进了村。由于有在门口放哨的姜妈妈报警，我们才逃出村脱了险。我身为特委书记，对六位烈士的死是有责任的，我们防奸不够，又出了叛徒……”

    我看着他那长长的胡子、憔悴蜡黄的脸和深凹下去的双眼，有气无力地劝慰说：

    “你要想开点，你看孔原和荣高棠，不管怎么斗，坚持活着，而且把自己收拾得干净利索，中国不是有句老话吗：留得青山在……只要不是叛徒……”

    他像天问，也像自问道：

    “可是，我就这么不明不白地死去了？不死又活不成，死又不甘心，想不到到头来死活都难啊，还不如战死在沙场呢！”

    我想弄个明白，可我越弄越糊涂了。糊涂的问号更鲜明了：政策和策略不是党的生命吗？马明方讲的六位先烈所受的刑，他马明方所受的可以说有过之而无不及，前者是国民党整共产党，后者又是谁在整谁呢？那革命的人道主义呢？毛主席的话不是说一句顶一万句吗？为什么就不能制止这绝大多数人都感到痛心的法西斯现象呢？

    我不知道这根本原因在什么地方，这问号像千斤土，压着一个身为看押连队指导员的沉重的心。

    走出马明方囚室，我不禁想起贺龙的话。

    那天贺龙一边看着《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边像自言自语，又像给哨兵说话：

    “不对头啊！这不是洪洞县里没好人了吗？要是都按书上说的去做就好了。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连怀疑一切，打倒一切是错误的道理都不懂了吗？命这样革下去，党怎么办？人民怎么办”贺龙的自言自语，也有点像“天问”，问苍天，问大地，问不出答案。

    我不由联想到，邓洁被逼得说因出卖共产党有功晋见过日本天皇，那么，马明方这样被逼下去，可能也会被逼得无中生有地说晋见过希特勒呢！

    围绕着邓洁和马明方受残酷的肉刑，战士刘桂贤和外号小诸葛的宋根利还进行过一场“地下辩论”。

    宋根利说：“要是我，我没干，打死也不会说；宁可让他打死也不会自杀！自杀是软弱的表现。”刘桂贤说：“不见得，我先把你两个耳朵提起来，像邓洁那样，揪成胖蛤蟆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