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没有贴对联。

    那时由于国民党的封锁，延安连所谓“洋糖”，就是今天最普通、最低廉的“杂拌糖”也没有。水果——苹果、梨、桃、枣之类是土特产，能买到，但干部们没有钱。因此，结婚的时候连水果也没有。一般的是买几两南瓜子，即白瓜子嗑嗑。

    买瓜子的钱从哪里来的？

    延安的干部学生，不论大官小官，不论学生或干部，为了战胜国民党的封锁，度过困难，党中央决定开展大生产运动，人人都要参加生产，向公家上缴一定的生产任务，如上缴几斗粮食或折合多少钱。生产形式和生产什么，由单位统一组织，也可以因人而异，多种多样。有的开荒种地——种粮食、土豆、白菜、萝卜都行。有的跑到府南川二十里铺、三十里铺的山里打柴，早晨去，晚上回，背一背柴，第二天背到新市场卖。有的打土窑洞，挖土。有的背石头、筑窑、垒墙。女同志和体弱病残的，则多半是给被服厂纺羊毛线或装棉衣。还有的有技术，熬碱熬肥皂。最轻松的活是夜里为机关用旧报纸糊信封（延安没有牛皮纸印的信封，所用的信封都是用旧报纸糊的），报纸也不是我们今天看的白纸，而是本地用土法用草做的又黄又黑的“马栏纸”。单位供给科发面打糨糊，糊一沓（12个）信封给两分钱。我在晚饭后，睡觉前，有时能糊五沓即60个信封，可挣一角钱（边区发行的纸币），可以买两个核桃，或买一把白瓜子。有时，我们把用不完的糨糊，洒上点盐，赶睡觉前吃掉，把小碗舔得干干净净。这事后来被供给科发现了，发的糨糊里掺了煤油就不能吃了，今天用不完，明天接着用，也是为了省点面。

    总之，是要把一年内下达的生产指标上缴够为止。如有剩余的钱，则可以归自己。

    马明方从监狱里出来不久，当然不可能有生产任务完成以后剩下的钱。马淑良是从米脂中学调来的学生，在机要电台做译电员，开会当速记员，连自己上缴的生产任务还没完成，那里有钱买结婚用的水果和瓜子呢！

    那天吃完晚饭，我们去“闹洞房”，看见靠窗台的三斗小桌上，竟然放了几把白瓜子，不知是谁送的，不仅没有盘子，连一张白纸也没有，瓜子不多，就堆放在桌子上。此外，再什么吃的也没有。小小的地上，只有两只单人木凳子，十来个同志没坐处，就挤站在地上，每人抓几颗瓜子，说几句庆贺的话。

    新娘新郎也不坐，和大家一样站在地上，脸上浮现着幸福的笑容。

    马明方说：“凳子不够，请大家坐在床上。”

    那床上倒是空着，原来只有公家发的一块土制白棉被，叠得方方正正放在床头，今天多了一床棉被，显然不是公家发的，而是马淑良来延安时从家里带的，也是土布，被面有淡淡的印花，看去很素雅。没有人上床去坐。

    窗台上，立几本书，有《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延安整风学习文件汇编和毛泽东的著作《论持久战》、《论新阶段》、《新民主主义论》和七大的报告《论联合政府》。这就是这对新娘新郎的全部家当，这就是新郎新娘的洞房，这就是新郎新娘的婚礼。

    后来马明方搬到山上书记住的大石窑洞，这眼小石窑又成为另一对新婚夫妇的洞房，那就是刚从中央党校一部整风学习回到西北局，等待分配去陇东地委接替马文瑞任地委书记的李合邦，和中央党校六部学习毕业的大姑娘曹相如举行婚礼的洞房。李合邦和曹相如两位同志，我都很熟悉，结婚的时候，我当然也去“闹洞房”，但和马明方、马淑良的婚礼完全一样，也是在桌子上只放一把瓜子，所不同的是，地上多了一条板凳，床边多了一只破旧箱子，不知是李合邦的“家当”，还是曹相如的“家当”。

    西安解放后，中共陕西省委驻在南城墙根下湘子庙街五岳庙门一个大院，马明方任省委书记，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