葬身温都尔汗。明方痛斥“罪不容诛”。

    1月11日给“四三”专案审讯负责人写信质问：“你们说我做了自首叛变的事，根据是什么？”“我在新疆狱中同敌人作斗争的情况，早给你们写了书面材料，没有必要再重复了。”

    5月15日给女儿马锐和女婿写信，嘱咐“要下决心独立生活，自己管理自己”。

    6月1日质问“四三”专案审讯负责人：“我的问题能不能结束？”回答：“你不承认就不能结束。”

    6月中旬给“四三”专案组写了申诉材料。

    7月10日再次给“四三”专案组写申诉材料。

    11月9日马明方同“四三”专案人员对话：“专案组应集中时间把我的问题搞清楚！”

    “不行，没有时间。”

    “请中央派人参加对我的审讯！”

    “我们就是中央派来的。”

    “请允许我给中央写信。”

    “可以，信要交给我们。”

    “我的信是写给中央的，不是写给你们的！”

    11月12日给“四三”专案审讯负责人写信，要求尽快结束审讯。

    12月3日给周恩来总理写信，报告几年来的审讯经过，并盼早日得到正确处理。

    12月4日给周恩来总理写1967年到1972年“特监”审讯的全过程。

    12月5日给周恩来总理写信反映专案审讯负责人两次强行拿走他的写信底稿。

    12月17日给“四三”专案审讯负责人写信，要求下次审讯时把证据拿出来，再不要说“证据是有的”之类的话了。

    1月4日给“四三”专案审讯负责人写信说，我已被关了七个年头，望早日弄清问题。

    1月11日给“四三”专案组写信质问：你们对我提出的问题，始终避而不答，这怎能不叫人怀疑？

    2月2日农历腊月三十，经再三请求批准，女儿马锐和女婿战式印携子女晓明、晓苓，冒着大雪，探望七年未见的父亲。明方喜出望外。但专案人员面告：只许谈家事，不许谈案情。明方当即怒斥：“你们凭什么说我是叛徒？我在新疆狱中没做过对不起党的事，叛变党的人是不敢回延安的。这话我说了五六年了，你们为什么听不进去。你们请中央派人来，我有话要说。”

    3月2日马锐全家第二次探视，明方见到外孙和外孙女特别高兴。并问马锐：“淑良、马广都好吗？我最不放心的是小芳。”

    3月6日儿子马广和儿媳史宝琴携女儿马琨、马冀从西安来到首都工农兵医院（同仁医院）看望久别的父亲。明方见到儿子、儿媳和小孙女，高兴地说：“见到你们多不容易啊！你二大全家还好吗？”两个孙女偎依在爷爷身旁，手拿苹果，边削边喂边逗趣。明方感喟“七年监禁，难得有此含饴弄孙之乐”。

    3月9日马广和史宝琴一家第二次看望父亲，明方反复嘱咐：“你们要把孩子好好教养成人，做一个真正的有益于人民的人。”

    3月15日马锐、马广全家看望父亲时，明方斩钉截铁地说：“我在新疆没有做任何对不起党的事，你们绝对放心。”并将他利用纸烟盒和报纸写给毛主席和周总理的信，秘密交子女带出，托孙维世转给周总理。

    3月29日马锐看望父亲时，明方第一句话就问：“信转给孙维世没有？”女儿有口难言。岂知孙维世因受江青一伙迫害，早在1968年10月14日就惨死狱中。

    4月13日夫人马淑良从下放监督劳动的辽宁农村（盘确胡家农场红旗大队）第一次来到首都工农兵医院，看望七年未见的明方。明方惊喜而又关切地问：“你怎么来了，小芳好吗？”淑良强忍痛苦，佯告“小芳还好。”后倾诉久别思念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