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字乙转，又改‘洒泪’为‘痛定’。顿时，大家都轻轻地叫好。”

    “秀才肩半壁东南，方期一战功成，挽回劫运；当世号满门忠义，岂料三河痛定，又陨台星。”薛福成慢慢重复一遍，说，“果真改得好极了！”

    曾国藩平静地听着，无任何表示。

    薛福成接着说：“请大人谈谈文章的布局。”

    曾国藩喝了两口茶，上下梳过几次胡须后，慢慢地说：“谋篇布局是作文一段最大功夫。《书经》《左传》，每一篇空处较多，实处较少，旁面较多，正面较少。譬如精神注于眉宇目光，不可周身皆眉，四处皆目。文中线索如同蛛丝马迹，丝不可过粗，迹不可太密。这是一种。古人文笔有云属波委、官止而神行之象，其布局则有千岩万壑、重峦复嶂之观。此等文章以《庄子》为最，将《庄子》好好读上二三十遍，自然熟悉了。”

    薛福成听了这话，有一种茅塞顿开而豁然爽朗、聪明大张之感，深深佩服总督大人学问汪洋浩大，自己在他的面前，直有潺潺细流与长江大河之别。

    “请问大人。”张裕钊在认真思考之后，恭谨地问：“常见古人诗话中谈到诗的气象。卑职想，古文应该也有气象，而究以何种气象为好呢？”

    “这个问题提得好，说明廉卿这段时期来对古文的钻研进入了一个较高的境界，即从字、句、段的思考上升到对全篇的思考。”曾国藩日渐昏花的三角眼里射出赞赏的目光。

    “古人以‘气象’二字来评诗，较早的可见于南宋初期周紫芝所著《竹坡诗话》。竹坡居士说郑谷的‘江上晚来堪画处，渔人披得一蓑归’之句。别人皆以为奇绝，他以为其气象浅俗。后来《沧浪诗话》里多次提到‘气象’，说唐人诗与宋人诗，先不谈工拙，真是气象不同；又说建安之作全在气象，不可寻枝摘叶。其实不只是诗，文、书、画莫不如此。气象，就是指面貌、神志。老夫以为，文章之道，以气象光明俊伟为最难能可贵，如久雨而晴，登高山而望旷野，如登高楼俯视大江，独坐明窗净几之下而远眺。又如英雄侠士褐裘而来，绝无龌龊猥鄙之态。此三者，皆光明俊伟之貌。文中有此气象者，大抵得于天授，不尽关乎学术。自孟子、庄子、韩子而外，惟贾生及陆敬舆、苏子瞻得此气象最多，近世如王阳明亦殊磊，但文辞不如孟、庄、韩三子之跌宕。老夫以为文章要达到这种地步，乃是最高的境界，很不容易做到，但应成为我辈力求达到的目标。”

    这一大段宏论，说得四子皆低头不言，心中自觉惭愧。隔了好久，黎庶昌想起那年吴敏树要跟曾国藩打官司的事，不知曾国藩心里对这事究竟怎样看，有没有芥蒂，平时没有机会问，今天可是个好机会。他笑着问：“关于桐城文派的事，吴南屏后来捐钱请大人给他除名了吗？”

    “南屏那人你还不知道！”曾国藩爽快地笑起来，“他是打死都不认输的。后来的信中，他干脆将姚鼐比之于吕居仁。这是他的性格，我也不计较。南屏不愿在桐城诸君子灶下讨饭吃，也称得上我们湖南人中的豪杰。不过，以姚氏为吕居仁之比，也贬之太甚了。老夫粗解文章，实由姚先生启之。姚先生为知言君子，只是才力薄弱，不足以发之耳。他的《古文辞类纂》一书，虽阑入刘海峰之文，稍涉私好，而大体上是站得住的。其序跋类渊源于《易·系辞》，词赋类仿刘歆《七略》，则为不刊之典。老夫鉴于姚先生所编，不选六经、诸子、史传之文，虽另编《经史百家杂钞》，但平心而论，姚先生之《类纂》要比老夫的《杂钞》流传得久远。”

    黎庶昌深以此言为持平之论，并对曾国藩的心胸气度看得更清楚了。他正要请曾国藩再谈谈对桐城三祖的看法，吴汝纶又发问了：“大人，听说您要写一篇文章，提出古文的八字诀和四象说，能让我们先知一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