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湘军的再次大败和河防之策的彻底破产,给官文抓到了报复的把柄。官文现在处于极为有利的形势:京师本来就有一大批曾氏兄弟的反对派,他们之中一部分出于正统观念,认为一家兄弟两人手握重兵,位居督抚,且功盖天下,不是国家之福,尽管有裁军自抑之举,仍是隐患。这中间有满人、蒙人,也有不少汉人。一部分是嫉妒眼红。这中间多为满蒙亲贵,自己无能,却又不让别人发挥才干,便以汉人宜防的祖训,不断地提醒规劝太后、皇上。现在曾氏兄弟军事失败了,这两部分人自觉地结合起来,要求朝廷乘机制裁他们一下,以示天威而杜异心。官文本人位高权重,钱多势大,他并不买曾国藩密保的帐,指使、收买一批言官上书弹劾,要求朝廷收回钦差大臣之命,罢曾国藩的两江总督之职。就这样,短短的半个月内,曾国藩一连接到军机处寄来的两道严责上谕和御史穆辑香阿、阿凌阿等五人措词强硬的参劾抄件,面临着带兵十多年以来,直接针对他而来的最险恶的政治形势。五十六岁的曾国藩,在经历过一番极度的痛苦之后,头脑异乎寻常地冷静下来。
他反复对河防之策进行自我检讨,又重新翻阅《明史》,细心研究明末官军对付高迎祥、李自成的办法。高、李的部队是继黄巢之后,最有成就的流动作战的军队,明朝官军将领们,包括能干的杨嗣昌都无法对付,大明王朝最终就栽在李自成的手里。这中间只有一个人最有本事,那就是孙传庭,而孙传庭的制胜之策便是围堵。捻军也是流寇,而自己所采取的沙河、贾鲁河、淮河沿线包围的战略,与孙传庭的办法是一致的。曾国藩坚信河防之策是正确的,决不能因一次失利而予以否定。但现在朝野一片聒噪,似不给他以总结教训再决胜负的机会。对于这个现象背后的一切,曾国藩洞若观火。他不再像咸丰初年初出茅庐时的一味蛮干,硬拼到底,也不再像打下金陵后成天如同履薄临深,为防功高震主而不顾一切地自我裁抑,他这次要跟朝廷软顶一场。
曾国藩用的依然是老子以退为进的办法。他借病重难速痊为由,上疏太后、皇上,请开协办大学士、两江总督之缺,并请另简钦差大臣接办军务,自己以散员留营效力,不主调度。又附片奏河防失败,剿捻无效,请将一等毅勇侯封爵注销,以明自贬之义。
奏疏拟好后,赵烈文、汪士铎、薛福成等人都劝他不必如此。担心朝廷会像咸丰八年那样顺水推舟,全部接受。曾国藩执意拜发。他并非意气办事,他有自己的深沉思考。
捻军势力仍很强大,一日不平息,太后、皇上就一日不会安宁。自从僧格林沁死后,绿营、旗兵再没有一支部队可以独任此事,平捻,非湘淮军莫属。淮军五万精兵,天下无出其右,湘军陆师力量虽弱些,而二万长江水师却仍然是一支强大的力量。所有这些军事力量,其实就是他和李鸿章的私家武装。因此,朝廷目前要完全抛开他是不可能的。就是起用李鸿章为钦差大臣,湘军水陆两支人马也不会服服贴贴听李鸿章的话,还得他点头才是。这便是曾国藩对自己力量的信心所在。即使退一万步讲,朝廷绝情绝义,不顾后果将他开缺,他也不再留恋,立即挈眷回荷叶塘。他甚至后悔,早知有今日,不如当初打下金陵就与老九一起辞官回家为好。
中国封建社会最后一位女主,毕竟不是等闲之辈。她主持朝政已逾六年,比起“叔嫂合谋”的三年前来,显然要成熟多了。她曾经下过大力气对朝中的大学士、六部尚书侍郎、军机大臣,以及各省的督抚一个个地作过深入的研究。其中,对曾国藩所下的功夫最多。自道光十八年点翰林以来,三十年间曾国藩每年做的事情及年终考评密语,宫中都完整地保存着。慈禧全部调来审阅。再加上这几年的直接交道,尽管从来没有见过面,关于这个为保卫她儿子的江山,立下了汗马功劳的书生出身的汉大臣的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