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有巧合性，自1919年中国跨入现代史以后，年度的尾数逢“九”多有大事。越往后越明显；年轻的社会主义人民共和国建立于1949年；1959年发生西藏叛乱，中央政府出兵平息；而1969年中苏间严重军事对峙及边境地冲突，几乎酿成一场大规模战争。

    那么，公元一千九百七十九年会如何呢？

    年度轮回中的每一天，都被一环环无情的年轮叠加上不可磨灭的历史负荷。把本节标题上列示的这一天投影到历史上的同天，无疑，如若不是最平常最不惹眼最无可回忆最不值得纪念的日子，至少也是这样的日子之一。

    然而，将2月17日置于尾数“九”字号序列的1979年，令世界瞠目结舌的火团嗤嗤作响地燃到了导火索的根部。

    历史记住这一天。

    和平与战争都铭记这一天。

    这一天对越南是黑色的。

    几年的一意孤行当然痛快淋漓。打着主权和内政的旗号，不受任何约束，对邻居想打就打，想占就占。被隆隆的战争惯性驱动着，殊不知正义战争胜利后会陷入非正义。终于到了有一天，发现身边的巨人继几年警告之后攥紧了拳头，越南虽大喊不怕却一身冷汗。

    此时的惊慌与昔日的威风形成鲜明对比又恰是正比。越南开始向被它强奸的国际法和国际舆论频送秋波。匆匆于1978年11月3日与苏联签订两国友好合作条约。吁请联合国安理会制止中国宣布要进行的处罚。同有比这更无赖的了——1979年1月7月越南军队攻占邻邦柬埔寨的首都金边，而1月8日其外交部发布指摘中国当局在中越边界加紧集结大量军队的声明并由其常驻联合国代表向安理会递交。

    晚了！

    中国南陲篷连城，大军云集，铁路公路上开进的野战军源源不断，已成箭在弦上弯弓满月之势。

    恐怕世界上很少有人不对这种局势表示严重关注，并从各自的立场和利益作出判断：威慑，还是真打？

    众说纷纭中，《马来亚通报》以《中国会惩罚越南吗？》为社论标题，写道：“中国副总理邓小平前日完成美国日本之行返回北京后，中越边境局势显得更形紧张，双方剑拔弩张，大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慨。”“自越南驱逐华侨，侵占柬埔寨，并在边境与中国军民经常发生小规模的武装冲突后，中国显得不能不有所行动了。”这种对事态发展必然性的清醒预断，透出一种政治家的现实眼光。这篇社论甚至相当精确地展望到：“邓小平所说的惩罚、教训，就象当年中国攻打印度一样，是有限度的打了就撤退而不占人领土的。这种闪电似的一战，既可大快各国人心，也可压一压越南这个东方古巴的气焰。”此时，离2月17日仅有七天。

    对越南来说，至关紧要的是判明中国军队发起进攻的日期。毫无疑问，尽管不能说经常错误估计自己与对手力量的越南当局不存有某种幻想，但惯于主动出手的人对自己挨打也是最敏感的。

    世界越来越小的今天，大部队调动已无秘密可言。越南情报机构密切注视自1978年第四季度集结到北部正面中国云南广西的解放军精锐之师，认定这支数量大约为二十个师的力量，已具有随时给予一重击的能力。

    中国这队将于1979年元旦进攻。越南北部边防的一线部队接到这样的战争警报。阵地、哨所、公安屯、屯兵洞枕戈待旦，一声虚惊。元旦前六天的圣诞节，越军十几万部队大举入侵柬埔寨，对节目疑神疑鬼乃在所难免。

    又警告：一月五日。

    又一夜徒刑的严阵以待。

    再绷紧疲劳的神经。

    接着是一月十五日。越军逢五就折腾，误报的代价是普遍的综合疲劳症的部分精神不正常。也无怪，此时中国士兵也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