赛里木来到爱国大队已经十几天了。尽管他很稳重，没有开大会作报告，没有召集什么专门的汇报会，没有宣布什么惊人的意图或者计划，没有对看到的一切事情发指示、下命令，他的到来仍然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县委书记来到社员的身边，而且天天和你一起劳动，一起吃饭，一起谈心，毕竟是一件不寻常的事情。

    党员会开了几次了，后来又扩大了范围，吸收团员、积极分子和一些队干部参加。支部扩大会议的一些情况很快传了出来。各生产队也分别召开了社员大会，由大队领导干部分别宣讲了“十条”的精神。赛里木参加了一些队的会议，有时作一些补充发言。毛主席对当前农村工作的指示像东风一样地吹到了每个队、每块田和每家每户。人们纷纷议论着自己周围的阶级斗争的现象，议论着生产队和大队的领导班子，议论着六二年的事件遗留下来的需要清理的问题。其中，尤其是七队形势发展很快，本来，憋着一肚子火，东风一吹，就汇成了烈焰。阿卜都热合曼、吐尔逊贝薇他们对县委书记抱着急切的希望，希望他能有一番大刀阔斧的措施。他们每天都注意和打听县委书记的行止，甚至感到有些着急了，为什么赛里木竟是这样一个慢条斯理的人。好像是为了回答他们，赛里木一次在七队的会上说：

    “社员同志们陆续提出了一些意见，这很好，大家等着我拿出办法，但是我并没有什么创造奇迹的妙计。生产队的主人是你们自己，毛主席的指示要靠你们贯彻，办法要靠你们自己想。我们要好好学习，要摆情况、找问题、梳辫子，提出的问题要一一落实、弄清楚，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情况明了，问题清了，才能考虑解决的办法，这是共产党做工作的‘老一套’的办法，也是需要花时间、费气力的办法，但是除此之外，没有别的办法，没有什么更痛快的捷径。我要向你们学习、找办法、找经验，推广出去。我在这儿，希望能够多多少少支持你们，鼓励你们去动手解决你们队的问题，我不可能代替你们，我包不下来……”

    赛里木讲的是老实话，第一，阶级斗争的讲法义正词严，高屋建瓴，激励多端。第二，眼下的阶级斗争不像土改、剿匪，在识别谁是最最危险的敌人方面不无难点，满怀斗志，却硬是不能断定谁是阶级敌人。第三，说到底，中外关系他知之有限，见识有限，判断有限，谈不到自觉地参加与境外反动势力的斗争。第四，运动还没有搞起来，工作队还没有进驻，但他作为县委领导又不能观望坐等闲呆着，他到底该怎么办？他也不知道。

    在里希提的主持下和赛里木的引导下，七队选出了一个查账小组，由阿卜都热合曼、艾拜杜拉、伊明江和吐尔逊贝薇组成，先由经济问题入手，查清队里存在的问题。

    穆萨蔫了。原来这位好汉子很容易像吹胀了的皮球一样挺胸凸肚，也同样容易像霜打的茄子一样垂头丧气，他没有想到事情来得这么快，“四清”的矛头似乎恰恰就是针对他的。真是好景不长！他的声音已不再洪亮，他的为了显示自己戴在小臂上（不是手腕上）的大三针瑞士表而挽起的上海产衬衫袖子已经放了下来，他的两端上翘的黑胡须也开始顺着嘴角向下出溜了。但是，请不要误会，他根本没有真的恐慌起来，他不过是善变罢了。在县委书记身边，他当然明白，再玩飞扬跋扈是不聪明的。他早有部署。正像在那个喝啤渥的夜间他对库图库扎尔所透露的，他有意识地大量暴露自己的一部分缺点——诸如不参加劳动、吹牛骂人、从队上大量借支等，所有这些都是公开的、明显的、把辫子梢递到旁人的手里的——就是为了一旦搞什么运动时立即被揪住，立即交代、检讨、改正，并从而掩盖他的另外一些性质重得多的问题。他历经浮沉，颇有经验，尤其有失算和倒霉的经验。再加上他的性格是乐观的，“过一天算一天”，“在斧子下来以前树墩子